第十九章 (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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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美德像源头汩汩而出的清泉一样充沛久长
全心全意敬畏母亲敬重父亲
唯有如此,孩子遵循的道方得通达圆满。
你读书时连这么基本的东西都没学过?”
“我母亲的确教过我这些。”我说道,“我的检讨书明确表达了我对母亲的敬畏,也解释了为什么不敬重父亲。”
“你母亲与你父亲之间真不该有那种关系。你可能认为,我这么说没有良心。恰恰相反。你真命定不幸,我看到你的处境,非常同情。一个孩子在源头就被毒化,生活怎么可能圆满?我不得不佩服越南文化,可不是西方文化,它能解释你的不幸。‘才与命往往是对死敌’。这是阮攸(2)的话,难道你不认为很适合你吗?你的命是杂种命,你的才,用你的话说,是能从两边看问题。你要是只从一边看问题,命会好得多。要想不是杂种命,唯一办法是选一边。”
“您说得对,指挥官同志。”我说道。他或许真对。“可是,唯一比懂得该做什么还难的事情,”我继续道,“是真正做该做的事情。”
“我同意。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和你面对面时,你倒是没什么道理不懂。怎么写出来的东西总与我唱反调?”指挥官给自己倒了一杯没过滤的装在回收的汽水瓶里的米酒。“很想喝酒?”我想喝口酒的欲望跟我想做爱的欲望同样强烈,撞击着我的喉管。尽管如此,我摇摇头。“茶,谢谢。”我说道,声音嘶哑。指挥官给我倒了杯带颜色的温水。“你来这里的头几周,那样子让人看了很难过。简直就是一个狂躁的疯子。把你隔离起来,对你有好处。这不,你现在不想喝酒了,至少肉体上是这样的。”
“如果您认为酒精害我,您为什么还喝呢,指挥官?”
“我不酗酒,不像你。战争期间,我学会了自律。一个人住在岩洞里,会重新思考一生。连屎尿该怎么处理,都得思考。你有过这样的思考吗?”
“偶尔。”
“我听得出,你话中带刺。对这里的设施还不满意吗?对你的住房还不满意吗?跟我当年在老挝的经历比,你这根本不算什么。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这里一些客人不开心。你以为,我装作不解?不,不是装,我打心里诧异。没把他们关在地牢里笼子一样的地方;没给他们戴上镣铐,让他们腿脚动弹不得,慢慢废掉;没往他们头上倒石灰水;没把他们打得皮开肉绽。相反,允许他们自耕自给,允许他们建自己的住房,允许他们呼吸新鲜空气,允许他们享受阳光,允许他们用自己的劳动改变这个乡村。比较一下吧,他们的美国盟友当年把这片地方毒化成什么样子。现在,这个地方,树活不了,什么都活不了。当年没爆炸的地雷、炸弹,如今要无辜者的命,让无辜者变成残废。这里原来是多么美丽的乡村,现在成了不毛之地。我尽量让客人们了解这些可以今昔对比的东西。他们口头上同意我的对比,但从他们眼睛里,我能看出,他们心里并不认同。跟他们比,起码,你在我面前不说假话。不过,说实话,你这样反倒不是最明智的策略。”
“为了革命,我一直过着地下生活,指挥官。革命现在至少可以给我回到地面上生活的权利吧,至少可以给我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决不说假话的权利吧。远的不说,至少在您让我再回到地下生活之前,我可以有这些权利吧。”
“你又来了。莫名其妙地又跟我拧起来。难道你不明白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敏感时期?要让我们的革命重建我们的国家,还需几十年。在任何这样的时期,绝对诚实不总受到鼓励。不过,有些事情得如实面对,所以,我把它放在这里。”他指着摆放在竹柜上的大玻璃缸。缸上盖有一块黄麻布。这个玻璃缸看一次够矣,但之前,他让我不止一次看过它。此刻,他又欠过身,扯去盖在缸上的黄麻布。我别无选择,只有将目光又转向缸里的展品。这件展品,说句公道话,真该放在卢浮宫或其他专门展示西方成就的伟大博物馆里。缸里盛有甲醛,泡在甲醛里的是一个浅绿色怪物似的东西,它像来自外太空或大洋最深最诡异的地方。美国弗兰肯斯坦发明的脱叶剂造就了这个婴儿的肉身,有一个身子,两个脑袋,四只闭上的眼睛,两张像打哈欠永远张得大大的天生痴呆儿般的嘴;两张脸各朝不同方向;一双手蜷曲,抵住胸脯;两条腿打开,露出煮过的花生米似的男性生殖器。
“想象他母亲会是什么感受。”指挥官用手指敲着玻璃缸,“或想象他父亲会是什么感受。想象他们的惊叫:‘这是个什么东西呀?’”他摇着头,喝着米酒。米酒呈稀奶色。我舔着嘴唇。发干的舌头在两片干裂的嘴唇上刮来擦去的声音,我听来已够响亮,指挥官却并没听到。“我们本可以直接枪毙了这里的所有囚犯。”他说道,“比如,你的朋友邦。他这么一个参与过凤凰计划的杀手,让行刑队枪毙了他,一点不冤。可你还在保护他开脱他,这反映你的品行与判断力出了问题。好在政委总宽大为怀,认为任何人,即便他们和他们的美国主子动辄杀人,都可被改造过来。我们的革命给了他们劳动赎罪的机会,表明我们宽宏大量。美国人,美国人的傀儡,做不到这点。这些所谓领头人许多从没在地里干过一天活。一个人对农民生活一无所知,怎能领导一个农业社会走向未来?”指挥官懒得用黄麻布盖住玻璃缸,又给自己倒上一杯酒。“有些囚犯认为现在的伙食太差。为什么会这么想?唯一解释就是,他们缺乏了解。我当然知道他们受苦,可是,我们都曾受苦,而且我们仍须继续受苦。国家在恢复元气,要完全恢复元气,需要的时间比这场战争的时间还要长。可这些囚犯只关心自己的苦痛,对我们过去经历的一切置若罔闻。我无法让他们理解,他们现在每天摄取的热量,比我们的革命军人在战争时期摄取的热量还多,比被赶到难民营里的农民摄取的热量还多。他们认为在这里不是接受再教育,而是受迫害。这种顽固不化的思想表明,对他们的再教育远不能一蹴而就。你虽然也拧,但比他们强许多。说到这里,政委评价过你接受再教育的进步情况,我完全同意他的评价。那天,我就是和他谈到你。他对你真是相当宽容。你叫他‘无脸’男人,他甚至没因此动怒。是的,我懂,你不是在讽刺他,你只是讲一个明摆的事实。可他对于自己的,呃,自己的状况一直相当敏感。换了你是他那种状况,也一样敏感,对吧?他想今晚见你。你真很荣幸。迄今,还没哪个囚犯与他近距离面对面过,我不是说你也是囚犯。他想跟你当面澄清几个问题。”
“什么问题?”我问。指挥官与我均将目光投向我的检讨书手稿。手稿齐整地叠放在竹桌上,用一块小石头镇住。三百五十四页啊,可是我借着浮在小碗油面上的灯芯燃烧的火光写出来的。指挥官用中指敲着这叠手稿。顺便提一句,他的中指指尖已被削掉。“什么问题?”他自问自答,“从哪说起呢?啊,该吃饭了。”一名看守端着一个竹盘站在门口,他的皮肤略呈黄疸色。在这里,看守也好,囚犯也罢,多数人肤色略呈黄疸或寡绿或死灰,之所以如调色板三色并有,是因为罹患热带疾病,另加恶劣伙食。“什么饭菜?”指挥官问。“斑尾林鸽肉、木薯羹、炒白菜和米饭,长官。”我平常一直吃煮木薯羹,但烤斑尾林鸽腿、胸脯肉,让我垂涎欲滴。木薯这种东西,即便再饿,也得硬咽才能下到肚里。它入到胃内,变得梆硬,顶着胃壁。胃想消化它,实属徒劳。每天若吃木薯,不仅从饮食角度看令人生厌,从胃肠科学角度看也非健康。它在胃里要么结成令人痛苦不堪的砖块,要么化为喷射状排出的液体。因此,肛门口像有条老想窜出来的小鱼,总有被咬啮的感觉。在单人牢房里,看守要到早上八点,且分秒不差,才会清理用于盛屎尿的空弹药箱。因此,我想拼命控制肠道的蠕动排泄,可肠道像一时打结的水管,不定什么时候,往往就在看守刚放回清理完的空弹药箱不久,便喷射而出。如此一来,固体的、液体的排泄物会在弹药箱里沤上一天一夜,恶臭熏天,还把弹药箱锈蚀出裂缝,渗出流到地上。尽管如此,娃娃脸看守说,我没权利抱怨。“可没谁天天来端我的屎尿。”他从牢房铁门上的一条口子乜视着我,诮道。“你可是什么都被服侍到了,就差人帮你擦屁股,还抱怨什么?”
“谢谢,长官。”指挥官严禁我泄露哪怕一点我过去的东西,从而暴露身份,因此,我不能称看守“同志”。“这是政委的命令,目的是保护你。”指挥官告诉我,“囚犯们要是知道你的秘密,会杀了你。”因此,在集中营,知道我身份的只有两个人,亦即政委与指挥官。渐渐地,我尤其对指挥官产生了猫一样的情感,既依附又怨恨。他拿着蓝色铅笔,在我的检讨书上没完没了地东划西改,逼我一遍遍重写。问题是,我还要检讨什么?迄今,除了被西化,我没做过任何错事。不过,指挥官说得也对:我就是太拧。若按他的要求写,我本可早结束被隔离关在单人牢房的痛苦日子。“共产党万岁!”“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万岁!”“学习光辉榜样胡志明同志!”“让我们建设无与伦比的美丽社会主义!”我不怀疑这类标语口号,可怎么也做不到将它们写进检讨书。要我说自己被西方毒化,没有问题,可要我将这话写在纸上,实在勉为其难。将陈词滥调的话写在纸上,似乎跟杀人一样,都是犯罪。我写了杀桑尼和酒仙少校的事。但指挥官说,我是在以此表功,而不是认错,因为他认为杀他们不是犯罪。就算不是犯罪,我也不可细写。要知道,指挥官认定我表功的事可能在一些人眼里就是犯罪。既然如此,我若细写,会越写越黑。
我拒绝使用恰当的形式进行检讨,指挥官为此怫然。这不,吃饭时,他又向我表明了他的态度。“你们南越人就是好日子过太久了。”他说道,“你们觉得吃牛排理所当然,我们北越人靠定量口粮维生。我们已将肥腻的各种小资产阶级习性取向清除得干干净净。可你呢,不管写多少遍检讨书,还是抛弃不了你骨子里的小资产阶级习性取向。你的检讨书处处暴露了你道德上种种缺陷、你的个人主义思想所带来的自私自利以及你对基督教的迷信。从你的检讨书里看不出有集体主义意识,看不出历史唯物主义信念。你的检讨书表明,你认为没必要为救国为民的事业牺牲自己。说到这,引用素友的另一节诗,倒是合适:
我是千千万万家庭的儿子,
我是千千万万条已枯萎生命的弟弟,
我是千千万万幼小孩童的哥哥,
他们失去了家园,饥饿如影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