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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想到黄海可能被人暗算了，石燕就不由自主地联想到闻一多、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暗算的事，她脑海里就浮现出一个典型的特务形象，头上戴个鸭舌帽，鼻梁上架副墨镜，手指间夹着一支烟，跟踪在黄海身后，一直跟到离“五花肉”那破烂工棚不远的地方，确定四周无人可以作证了，那特务就把烟头朝地上一扔，用穿着皮鞋的脚狠狠捻碎，然后就掏出枪，对准黄海砰砰几枪。
石燕把自己想得脊背发凉，只好安慰自己：现在是和平时期，又没有国民党特务，怎么还会有暗算的事呢？但她又跟自己争论说：和平时期就没人搞暗算了？难道暗算是国民党特务的专利？她想起她爸爸说过，“特务”其实就是“特殊任务”的意思，哪个党都有“特殊任务”，所以都有执行特殊任务的人，也就都有“特务”。即便我们党真的没特务，但煤矿领导就不兴培养几个特务了？
现在她连自身的安全也担心起来了，如果煤矿领导真的不想让这事传出去，恐怕会连她也一同捎上，因为她也参与了这次采访，虽然她根本没看见那封信的底稿，但煤矿领导那伙人怎么知道这一点呢？还不是以为她既然也去了“五花肉”家，肯定是什么都知道了？
她觉得自己真是冤枉，一点都不知情，却被人当作“知情人”来暗算，她恨不得提着个锣到街上去吆喝一番：“我不是知情人，我没看过‘五花肉’的底稿，我不知道矿难是不是煤矿领导的责任”，或者直接跑到煤矿领导那里去说自己不知情？那煤矿领导会不会认为她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说来说去，这都怪黄海，千里迢迢的，怎么想到跑这里来惹这个麻烦？但她马上想到这事还是她自己挑起来的，如果她不在信里描述D市煤矿工人和钢厂工人的恶劣生活环境，黄海怎么会想起跑这里来采访？
这下糟了，钢厂和煤矿的领导肯定都知道是她提供线索的了，说不定他们现在正在找机会整治她一下，可能碍于她住在师院宿舍里，人太多，下不了手，才让她活到今天。她越想越怕，连课都不敢去上了，逃了课，就待在寝室里。
但她在寝室只呆了一节课，就决定还是去上课，因为她意识到一个人待在寝室里更危险，如果有个人潜入她们寝室楼，躲在厕所里，或者就躲在她们寝室里，等别人都上课去了，那人跳出来杀了她，不是易如反掌吗？她武断地认为那个杀手一定是一个男人，于是就更加惊慌，怕他不仅要杀她，还会污辱她，那好像更糟糕。如果只是杀了她，说不定死后还会被人当作英雄纪念，至少算个无辜死者。但是如果死前还被那人污辱了，那传扬出去，英雄就没得当了（你见过哪个女英雄被人污辱了的？），不光她脸上没光，连她家里人脸上都没光。
于是她又跑到教室去上课，想跟大家混在一起，使那个暗算者难以下手。但她上课也上不安心，就像座位上有钉子锥她一样，坐在那里度日如年。
课间的时候，姚小萍跑过来跟她说话，结果她心不在焉，惊惊慌慌的，激发了姚小萍的好奇，一再追问是怎么回事。她心里太害怕了，太六神无主了，只想有个人能帮她拿个主意，便决定把这事告诉姚小萍，万一遭了暗算也有个人知道是谁下的手。她小声说：“这个事我只告诉你一个人，你千万别对任何人讲……”
姚小萍抱怨说：“你怎么这么说？我什么时候把你的事对人讲了？你别看我这个人消息灵通，但我从来不传话，这么多人都信任我，唯独你不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