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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刚总也想不明白，赵安邦咋对他有这么深的成见？除了一九九一年秋随省委工作组到宁川搞了场现在看来是错误的整顿，他真没做过啥对不起赵安邦的事。在四个多月的整顿中，他除了整理材料，只奉命在几个范围不同的场合作了几场学术报告。报告也不是他要作的，是于华北和工作组领导安排的。他是经济系研究生，一直研究苏联坎托洛维奇的数理经济学，于华北就鼓动他给那些大干资本主义的宁川干部洗脑，纠正某些同志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错误认识。他头脑一热，有点不知轻重，便大肆报告起来，大谈马钢宪法和鞍钢宪法的区别，为计划经济学正名。其中有一次赵安邦也去听了听，据说没听完就挂着脸走了。
马钢宪法实际上不是什么宪法，而是苏联马格尼托尔斯克钢铁公司总结出的一套管理体制，其核心内容是专家治厂、科学化管理、强调经济核算与计划的平衡。鞍钢宪法当然也不是宪法，而是鞍山钢铁公司以政治运动和大轰大嗡搞生产的一种中国模式。虽然二者同属计划经济范畴，但前者体现的是理性而科学的计划原则，各种经济指标都是以最优化模式计算出来的。据方正刚读研时掌握的资料，最早使用电子计算机处理生产涵数的并不是西方国家，而是苏联。一九七七年苏联在联盟一级就有三千多个经济指标来自电子计算机的最优化计算。以坎托洛维奇为代表的一批数理经济学家应运而生，不但构成了苏联经济学的主流派别，还获得了世界性声誉，瑞典皇家学院就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坎托洛维奇博士。而中国的鞍钢宪法体现的则是长官意志和命令原则，主观随意性很大，毛泽东突发奇想，要赶英超美，钢铁元帅就升了帐，结果只能导致灾难。因此，方正刚斩钉截铁地断言，中国式命令经济的失败决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失败！
不可否认，那时的他是计划经济的支持者，是少年马列派，正因为如此才得到了于华北的欣赏。于华北总和他开玩笑，称他为方克思。在宁川整顿期间，他实际上成了于华北的秘书。可他当时太年轻，对于华北的器重不知珍惜，在显示知识才华的同时，弱点毛病也暴露了不少。他们几个小伙子总爱凑在一起打扑克牌，一打打到半夜，早上就起不来了，为此没少挨过于华北的骂，还被于华北没收过几副牌。不过于华北骂归骂用归用，还是破格将他提为了市委副秘书长。当时宁川还没升格，副秘书长不过是副处级，可权力影响却是正处级也没法比的。
一九九一年秋的宁川整顿真是他的一个好机遇。如果没有后来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于华北头上的代字就取消了，他就有可能从宁川起飞，由市委副秘书长而秘书长，一步步上来，没准今天已是宁川市长或者市委书记了。不料，邓小平偏偏南巡了，已被整垮的赵安邦和那个大干资本主义的班子又奇迹般复活了，他的霉运也就注定了。当然，现在述说这个事实并不是要否定小平同志的南巡，更不是要否定宁川的超常规发展，不论对赵安邦有多少不满，方正刚都不能无视一个东方大都市的历史性崛起，对赵安邦个人的道德判断不能代替客观的历史判断。
可从另一方面说，历史判断也不能替代道德判断。方正刚认为，从个人道德上来说，赵安邦可真不咋的，没有容人之量，做得真叫绝，简直就是还乡团。带着新班子杀回宁川没多久，赵安邦就代表新市委找他谈话，马上进行反攻倒算。
许多年过去了，那次谈话的情景方正刚还记忆犹新。那是一个天色阴暗的下午，在市委老楼赵安邦的办公室。谈话期间不时地有人进来出去请示工作，赵安邦就带着讥讽向这些同志介绍，“认识一下：方正刚，大名鼎鼎的方克思，专门研究计划经济的理论家！”最可恶的是当时的副市长钱惠人，钱惠人是赵安邦的铁杆部下，当场痛打落水狗，拍着他的肩头说，“方克思，你真可惜了，要是早被戈尔巴乔夫发现，请你去做顾问，也许苏联都不会解体！遗憾呀，宁川只怕也没有你的实践空间了，你最好还是追随于华北书记到文山实践你的高明理论吧！”
钱惠人说这话时，于华北已调往文山任市委书记，他也曾动过离开宁川的念头，继续去追随老领导于华北。于华北也同意了，说如果没法在宁川站住脚，就调过来吧！可赵安邦那日的态度和钱惠人的话却深深刺激了他，他心一横偏就不走了！当时就想，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日后还不知谁走呢！好歹老子也是副处级了，你赵安邦和这帮还乡团就是看着再不顺眼，也没法把我这副处级拿掉。
赵安邦把话挑明了，“方克思，你这副处级我和宁川市委拿不掉，不过副秘书长不能让你干下去了，数理经济学在这里肯定没市场，你想想还能干点啥？”
方正刚挺傲慢，“赵书记，看您问的，我啥不能干？给我个市长也照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