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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四年巴黎解放时，《生活》杂志的一位摄影师拍摄了一张剧院街十二号的两位老顾客在一起的照片，他们是珍妮特·弗莱纳和欧内斯特·海明威，这个构思可真棒。
另外一位我早期的朋友是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14]，他总是来去匆匆，我与他见面的时间是在他出版《三个士兵》（Three Soldiers）和《曼哈顿中转站》（Manhattan Transfer）之间，但每次都只是惊鸿一瞥。有时候，我也见到他与海明威在一起，有一天，在午休之后我重开店门时，我注意到有人在门下塞了张东西，那是一张约翰·多斯·帕索斯的照片，因为我曾告诉过多斯（我们当时都这样称呼他）我需要一张他的照片，这样可以摆放在书店中作家肖像的收藏中。
桑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15]几乎和海明威同时来到莎士比亚书店，他曾经和年轻的海明威夫妇交往很多，并且常常到书店来。在我所有的朋友中，他是最有礼貌的。他很害羞，言谈举止就像位年轻的助理牧师，和当时同在巴黎的其他人相比，他的背景和他的同代人很不同。我喜欢他的作品《卡巴拉》（Cabala）和《圣路易斯雷大桥》（Bridge of San Luis Rey），而且，我觉得虽然他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仍然非常谦虚。法国人崇拜他的《桥》，简直认为此书就是法国文学作品，或至少是法国文学传统的一部分。在我二十年代的这批朋友们中，他们互相之间的区别可真大，例如怀尔德和麦卡蒙。美国就是这么地大人多，各种人物都有，如果忘了这点，你简直就无法解释他们怎么会那么不同。
我一直很喜欢桑顿·怀尔德，也一直很景仰他，所以，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他几乎从剧院街上消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克利斯汀街上[16]，我的心中就有些遗憾。但是，我丝毫没有觉得这对我们之间的友谊有什么影响，他只是因其他事务前往别处而已。舍伍德·安德森也是这样，他也越来越经常去克利斯汀街，也就是说，更常到斯坦因家里去了。
艺术家曼·雷和他的女弟子贝伦尼斯·阿伯特（Berenice Abbott）[17]（她曾经做过一段时间他的助手）是“圈内人”的专业摄影师。我书店的墙上挂满了他们的摄影作品。能够被曼·雷和贝伦尼斯·阿伯特拍照，就说明你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了。我觉得对于曼·雷来说，他最感兴趣的已经不是摄影，当时他在前卫艺术运动中已经小有名气，是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流派中的成员。
一九二四年四月，《出版商周刊》（Publishers’ Weekly）刊登了一篇关于莎士比亚书店的文章，引起了许多美国书商和出版商的注意，而且激起了他们极大的兴趣。所以，以后他们有机会来巴黎时，总要到我的书店里来看看。能够引起业内媒体的关注，我们也挺得意。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莫瑞尔·科迪（Morrill Cody）[18]，他的另一本更重要的著作中的男主角是酒保吉米，海明威还特地为此书写了序[19]。就像我二十年代在巴黎的许多朋友那样，莫瑞尔·科迪以后也是成就斐然，在美国和法国的文化交流中，他已经做出，并且正在做出很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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