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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饭后，父母急急忙忙赶公共汽车去上班。我闲在家里，傍晚到来之前我拥有大把的时间，因为在放暑假。我先把桌子收拾干净，把所有的东西放回原处，冰箱里的放回冰箱，碗橱里的放回碗橱，渗水槽里的放回渗水槽，因为我喜欢整天一个人待在家里，无事可做。我把餐具洗干净倒过来放在那里晾干。而后，我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关上百叶窗和窗子，这样便可以有个小窝，直到傍晚时分。沙漠里的阳光与灰尘可能会损坏父亲依墙排列的书，而其中一些书则是珍藏本。我看过早报，而后把它折叠起来放到餐桌上，又把妈妈的胸针放进首饰盒里。我做这一切，并非像个幡然悔悟的卑鄙叛徒，而是出于酷爱整洁。直至今日，我依然习惯于每天早晚在家里四处走走，把所有的东西放回原处。五分钟前，当我写到关闭百叶窗和窗子时，我放下笔，因为我想到要起身关上卫生间的门；也许门自己愿意敞开着，这是我在关闭它时从它的呻吟声中听出来的。
整个夏天，我父母早晨八点钟出门，晚上六点钟返回。我的午饭就放在冰箱里，我的日子清楚得一览无余。比如，我可以用五到十个一小组士兵，要么就是拓荒者、勘测员、修路工、修堡垒者在小地毯上开始做游戏，慢慢地我们可以驾驭自然力，打败敌人，征服无保护的空间，建造城镇与村庄，铺设道路把它们连接起来。
爸爸是一家小出版社的校对和助理编辑。夜晚，他习惯于坐到凌晨两三点钟，四周是书架投射的阴影，他的身体沉浸在黑暗之中，只有灰色的头颅在台灯光圈里飘动，仿佛他正吃力地匍匐在堆在书桌上的书山之间的小路上，为准备撰写波兰犹太人历史的巨著，在纸条和卡片上做笔记。他讲原则，为人热情，对正义忠贞不渝。
而我妈妈，喜欢把手里半空的茶杯举起来，透过茶杯，凝视窗中的蓝光。有时她把杯子贴在脸颊上，仿佛从接触中汲取温暖。她在为新移民来的孤儿们开设的慈善学校里当老师。这些孤儿曾设法在寺庙和偏僻的村庄里躲避纳粹，现在来到了我们这里，正如妈妈所说：“直接从死亡阴影幽谷的黑暗中。”她立即会纠正自己：“他们来自一个地方，那里的人们相互之间就像恶狼一样。即使是难民对难民。即使是孩子对孩子。”在我的脑海里，我会把偏僻的村庄与恐怖的狼人意象和死亡阴影幽谷的黑暗联系起来。我喜欢“黑暗”和“幽谷”等词语，因为它们立即使带有修道院和地下室的漆黑一片的幽谷出现在脑际。我喜欢死亡阴影，因为我并不了解它。我如果喃喃说出“死亡阴影”，便仿佛听到了某种深沉的声音，如同钢琴弹奏的最低调音符，一个拖着一串模糊回声的音，好像发生了一场灾难，现在无法挽回了。
我回到厨房。我在报纸上看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生死攸关的时期，因此必须充分利用所有的道义上的资源。报纸上还说英国人的行为正在“投撒浓重的阴影”，号召希伯来民族“经受住考验”。
我出了家门，像在抵抗运动中那样环顾四周，确定没人注意我：比如，一个戴墨镜的陌生人，用报纸遮住脸，埋伏在路对面某座大楼的出入口。但是大街似乎正全神贯注于自己的事情。蔬菜、水果商正把空篮子码放起来。一个在西诺皮斯基兄弟开的杂货店里干活的男孩正拉着一辆吱吱嘎嘎的手推车。没儿没女的老帕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正打扫着门前的人行道，这也许是上午的第三次打扫了。格里皮尤斯医生正坐在阳台上填写文件卡片：她是单身，爸爸正帮她搜集资料，以撰写关于她的故乡巴伐利亚罗森海姆的犹太人生活的传记。卖煤油的赶着马车缓慢地走过，缰绳耷拉到他的膝盖上，他摇动着手里的铃铛，向他的马唱起一首缠绵哀怨的意第绪语歌。于是我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仔细查看“普罗菲是卑鄙的叛徒”这几个黑体字，也许有些微小的细节能提供线索。由于仓促或害怕，“叛徒”的希伯来文BOGED的最后一笔，写得更像希伯来文的字母Resh，而不是Dalaid，这使我不像卑鄙的叛徒BOGED，而像一个卑鄙的成年人BOGER。那天早晨，我愉快地付出一切，以便做个成年人。
于是奇塔·莱兹尼克做了个“巴兰传谕”3。
教我们《圣经》和犹太教的泽鲁巴比尔·吉鸿先生在班上对我们解释说：
“做巴兰传谕，本来是想诅咒，结果变成了祝福。比如，英国部长欧内斯特·贝文在伦敦议会上说犹太人是顽固的人种。他就是在做巴兰传谕。”
吉鸿先生惯于用些不太有趣的俏皮话给课堂增加点情趣。他经常把自己的太太当成嘲弄的笑柄。比如说，当他想阐述《列王纪》中关于鞭子和蟹尾鞭的段落时，他说：“蟹尾鞭比鞭子厉害两百倍。我用鞭子折磨你们，我太太用蟹尾鞭折磨我。”要么就是：“我们有这样的说法，‘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声。’《传道书》第7章。如同吉鸿太太唱歌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