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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上班还有两三个小时。费玛想着要把床单换一换，同时干脆也把衬衫、内衣、茶巾和浴巾都换了，在上班去诊所的路上将它们统统扔进洗衣房里。他走进厨房，正准备把毛巾从钩子上取下来时，发现水槽中堆满了脏碟子，滴水板上有一只煎锅，里面的残余也没洗，桌子上一个丢了盖子的罐子中，果酱已经结成块了。窗台上，一只烂苹果招来了一群又一群的苍蝇。费玛用食指和拇指小心翼翼地将苹果拈起来，好像苹果能够传染疾病给他，然后把苹果扔向满满的水槽下面的那个垃圾桶。可垃圾桶也是满得不能再满了。烂苹果从垃圾堆顶部滚下来，最后在那些旧罐子和洗涤液瓶子中找到了栖身之所。要想拿到它，只有四肢趴在地上才行。费玛下定决心，这次绝不妥协，不能像往常那样放弃努力，他要不惜一切代价将逃犯捉拿回来。如果成功了，他就将此视为绿灯，一鼓作气地把垃圾桶拿到楼下倒掉。回头上楼时，他还要记住把报纸和信件从信箱里钩出来。接下去就是洗碟子，收拾冰箱，还要冒着上班迟到的危险把床单换掉。
可是，当他趴在地上在垃圾桶后面寻找那只失踪的苹果时，他发现了半个面包卷和一张油腻腻的人造黄油包装纸，还有昨天停电时烧掉的那只灯泡，这时，他一下子明白过来，这只灯泡也许根本就没有烧坏。突然，一只蟑螂朝他晃晃悠悠地爬过来，看上去疲惫又冷漠。它并没有试图逃跑。费玛顿时产生了追逐蟑螂的冲动。他仍然趴在那里，从脚上脱下一只鞋，挥舞着，然而他马上就后悔了：他想起当年斯大林的特工们就像这样，用锤头向脑袋上一击，将流亡的托洛茨基[1]杀了。他吃惊地发现，生前最后一组照片上的托洛茨基与刚才还在这里求他结婚的父亲长得还有些相像呢。那只鞋僵在他的手里。他惊讶地观察着小动物的触角，那些触角正在缓缓地画着半圆。他看到一簇簇短小坚硬的刚毛，像胡须一样。他研究着那些似乎长满了关节的细长的腿。长翅膀的巧妙组合。他对这只动物的精密而细腻的艺术性充满了敬畏之情，好像它已不再是那么令人憎恨，反而显得无比完美了：一个受仇视的种族的代表，这个种族饱尝迫害之苦，只能生活在阴沟里，却善于顽强生存的艺术，在黑暗中敏捷又灵巧；一个沦为远古憎恨牺牲品的种族，这种憎恨产生于害怕，产生于纯粹的野蛮，产生于根深蒂固的偏见。是否正是由于它动作敏捷、态度谦卑、相貌平常和生命力强大，我们内心才感到恐惧吗?是对一看到它就激起我们心中杀戮的本能的恐惧?是因为对一种既不会叮又不会咬、与人类总是保持距离的动物居然具有神秘的长寿力感到恐惧吗?于是，费玛崇敬地、默默地向后退去。他重新穿上那只鞋，并不理会袜子发出的恶臭。他轻轻地关上洗涤槽下面的碗橱门，免得让小动物吃惊。接着，他咕哝着直起腰杆，决定把家务推迟到第二天早晨，因为要干的家务太多了，所有的家务又似乎都繁重得不行。
他把电水壶的电源开关打开，准备给自己冲一杯咖啡，又把收音机调到音乐节目，及时听到了福莱[2]的《安魂曲》，那哀伤的序曲使他朝窗外伯利恒群山的方向凝视了好一会儿。父亲刚才提到的那些现在还没有出生的人，一百年后将生活在他脚下的这间公寓里但对他和他的生平一无所知的那些人，他们对1989年初究竟是谁居住在这里就真的一点儿也不好奇吗?可他们为什么要好奇呢?他的生命中有没有对父母都尚未出世的那些人们有用处的什么东西呢?有没有什么东西至少可以提供给2089年某个冬日的早晨站在这个窗前的人们作为思想食粮呢?毫无疑问，一百年之后，喷气驱动的汽车将司空见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就没有特别的理由去记住约珥和特迪，或者尼娜和尤里与他们的那帮子人，或者塔马和那两位妇科大夫。到那时，连茨维·克鲁泡特金的史学研究很可能也都过时了。能够保留下来的至多不过是某部过时巨著的一个脚注而已。费玛对茨维的嫉妒似乎没有来由，没有目的，荒唐可笑。他执拗地否认这种嫉妒，甚至对自己也不予承认。他给茨维打电话，冷不丁地问他一个关于阿尔巴尼亚流亡国王的问题，或者为阿尔巴尼亚伊斯兰教或巴尔干历史辩得不可开交，让两人都怒火中烧，费玛用没完没了的争论来淹没茨维恶毒的抨击。毕竟，在学士学位课程考试中，费玛的成绩要比他的朋友略胜一筹。而且，他是一个有独到见解的人，茨维就曾引用了费玛的某些闪光的见解，尽管费玛竭力抗议，茨维还是在脚注里对他作了鸣谢。要是他能够克服疲倦就好了。他在心里仍想着要来一次飞跃，把在公羊年损失的时间弥补回来，在两三年之后赶上那个爱穿花里胡哨的上装、总讲些枯燥乏味的老生常谈、已经被糟蹋掉的守旧的教授。克鲁泡特金所有的学术大厦将不会有一块石头得以保存下来。费玛会像飓风一样将其全部粉碎并夷为平地。他将制造一场地震，奠定新的基础。可是这又有什么意义呢?至多，下个世纪末的某个学生会在一个括号里顺便提及尼森克鲁泡特金学派的一种已经过时的方法，这个学派在20世纪晚期、在社会经验主义衰退阶段的耶路撒冷有过短暂的流行，社会经验主义因为极端感情主义和拙劣学术工具的使用而遭到破坏。这位学生甚至不愿费神去区分他们两人的差别。他会用连字符将他们两人的名字连起来，然后就用括号将他们括起来。
下世纪将居住在这所公寓里的那个学生在费玛的脑海里突然有了一个名字，叫约泽尔。他在想象中可以看到这位学生正站在相同的窗户前面并向外凝视着眼前那些相同的群山。他对他说：不要嘲笑了。多亏了我们，你现在才站在这里。有一次，拉马特甘[3]举行植树仪式。拉马特甘首任市长老亚伯拉罕·克里尼茨站在上千个孩子前面。这些孩子来自各个幼儿园，每人手里都握着一棵小树苗。市长也握着一棵小树苗。他的任务是要给孩子们作一次演讲，但他不知道说什么为好。突然，一句带着浓重的俄罗斯口音的演讲词冲破他混乱的思维从他嘴里迸发出来：“哦，亲爱底（的）孩几（子）们，你们是树苗，我们是肥料。”就像囚犯在自己牢房的墙上刻字一样，将这句话刻在这里的墙上，留给那位傲慢自大的约泽尔看一看，这样做是不是有意义呢?迫使他想起我们?可到了那时，这些墙肯定已被重新粉刷过，重新抹过灰泥，甚至可能都推倒重建了。百年之后，生活将更有活力，更有力量，更有理性，更为快乐。想起同阿拉伯人的战争，人们只是耸耸肩膀而已，只将其看作一种荒唐可笑、周而复始、不足挂齿的部族冲突而已。就如同巴尔干半岛各国的历史一样。我想，约泽尔不会像我这样浪费时间，上午在追捕蟑螂，晚上到锡安广场后面那些脏兮兮的饭店里去吃东西。这些地方到时很可能都被夷为平地，代之以充满活力和乐观主义风格的建筑。他们不吃油腻的煎鸡蛋、果酱和酸奶，大概每隔几小时吞吃两三颗胶囊就行了。再也没有肮脏的厨房了，再也没有蚂蚁和蟑螂了。人们白天将忙于有用的和激动人心的事情，晚上的时间全部用来学习和享受美好的事情。他们将生活在理性的光辉里，万一有爱情的搏动，他们大概会有某种方法可以通过远距离交换细微的电脉冲，以便事先判断有无必要把这种爱情转化为肌肤上的亲昵行为。冬雨将从耶路撒冷永远地销声匿迹。将被转移到农作物地区。可以这么说，每个人都将被安然无恙地送到雅利安人那边。没有人身上会发出怪味，没有东西会散发出怪味。“痛苦”这个词在他们听起来就如同我们听到了“炼金术”这个词一样。
又遇上一次停电。两三分钟之后，灯又亮起来。这很可能是在暗示我要冲进银行赶快缴费，否则他们就要切断我家的电源，让我坐在黑暗中。我还欠食品杂货店一大笔钱。昨天在路对过施奈德夫人的店里买她的炸小牛肉片时付的是现钱吗?我是不是又记账了?我忘了把那本书带给迪米。是什么在拦着我们呢?我们为什么还在这里呢?我们为什么还不站起来，撤出去，把耶路撒冷留给那些后来的人呢?问得非常好，他低声说道。
这一次，他将自己的内阁召集到雅法路上的舍阿雷泽代克医院旧址，这是一幢壮观的弃楼，自医院迁入新址后就开始败落了。借着台灯光，在破长凳和生锈床架的废物堆里，他让部长们围成一个半圆。他请每位部长依次向他简要介绍各部的形势。然后，他让在座的人都目瞪口呆。他宣布，他打算在黎明时分飞往突尼斯，对巴勒斯坦国民大会发表讲话。他将把导致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人苦难的主要历史责任公正地放到20世纪20年代以来他们那些极端主义的领导人的双肩上。他不会不表示我们对他们的愤怒。但是，他会提议摆脱流血冲突这种恶性循环，在妥协和媾和的基础上共同建设一个理性的未来。谈判的唯一条件只能是双方完全停止暴力。黎明时分，在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他任命尤里·格芬为国防部长。加德·埃坦接受了外交部长的职位。茨维主管教育，尼娜主管金融，瓦尔哈夫提格主管社会福利，特德和约珥主管科学、技术和能源。信息和国内安全临时由他亲自负责。从现在起，他的内阁将更名为革命委员会。革命过程将在六个月内完成。届时，和平即将降临。紧接着，我们大家就能够重返各自的岗位，不再干预当选政府的工作。我本人将彻底隐退。我将更名改姓、销声匿迹。现在散会，我们从边门一个一个地离开。
要不要把迪米也安置进来呢?
寒假的一个上午，迪米在罗梅马的那个化妆品工厂的实验室里。费玛赶来接他去圣经动物园时，却发现老人早将自己和孩子关在实验室里，教孩子怎样利用丙酮制造炸药。费玛对父亲教坏小孩子的做法非常生气：我们现有的杀人犯还不够多吗?为什么还要毒害他的心灵呢?可迪米像个调停人一样温和地说了一句话，打断了两人的争执：
“爷爷的炸药只用来涂指甲的。”
三人忍不住大笑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