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保尔·瓦莱里 (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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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妹妹西普里安有幸得到瓦莱里亲自为她画的一幅画,只可惜她无法将这幅画保留下来。有一天,他到书店来时,西普里安正在店里,她穿着一条超短裙,还有一双齐膝的长袜。瓦莱里抓起一支铅笔,就在她的膝盖上画了一幅女人的头像,并在上面签了“P.V.”。
有一次,布莱荷向瓦莱里为她的评论杂志《今日生活与文学》(Life and Letters Today)的法国特刊约稿,瓦莱里想把自己的《论文学》(Litérature)一文给她发表,就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认为这篇文章非常恰当,他就提出了一个吓人的建议,要我和他一起翻译此文。这虽然是一个极大的荣耀,但我却更愿意把这个机会留给更有能力的译者。
但是瓦莱里还是坚持此事得由“我们”来做。他说如果在翻译中我卡住了,只要去维勒朱斯街(现在此街已改名为保尔·瓦莱里街)找他咨询就行了。不幸的是,每次我依照他的建议跑到维勒朱斯街去找他咨询,我都发现他这位合作者压根就不可靠。我会问他:“你这里写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总是要假装认真阅读这一段落,然后会说:“我这里究竟是想说什么呢?”或者说:“我敢肯定,这段话根本就不是我写的。”白纸黑字就在眼前,他还是坚持自己一无所知。最后,他就会建议我把这一段给跳过去。所以,在“我们”的这桩苦差中,他怎么能算是位认真的合作者?但至少,和瓦莱里一起进行切磋,还是给了我不少乐趣。翻译稿最后的署名是“西尔维亚·毕奇和作者”,他告诉我,这里“作者”将承担一切责任。但我知道,我是无法为自己开脱的,对于瓦莱里这篇最有趣的作品来说,我也是一位凶手,我是“作者”的帮凶。
我一直很喜欢瓦莱里夫人和她的姐姐,艺术家保拉·高比拉(Paule Gobillard),她们是画家贝瑟·莫里索(Berthe Morisot)[5]的侄女,在她们的幼年和少年时代,她们就常常当她的肖像模特儿,所以,她们是在印象派画家的圈子里长大的,他们维勒朱斯街的公寓中,挂满了画中珍品,例如德加、马奈、莫奈、雷诺阿等人的杰作,当然,也有贝瑟·莫里索的作品。
瓦莱里的小儿子弗朗索瓦(François)是我的好朋友,他们全家的头发颜色都很深,只有金头发的弗朗索瓦是个例外,不过,瓦莱里的女儿阿加莎(Agathe)也像他一样有着美丽的蓝眼睛(瓦莱里的母亲是意大利人)。瓦莱里觉得儿子弗朗索瓦的浅色金头发很有趣,常常叫他是“伟大的北欧好汉”。
这位“北欧好汉”常来我的书店,他来阅读英国诗歌,或是来告诉我音乐界的最新消息。他在美国作曲家娜迪亚·保朗杰(Nadia Boulanger)那里学习作曲,他告诉我他几乎一直就住在那里。他把所有的零用钱都花在音乐会上了,因为零用钱很有限,所以,有一次,他居然卖掉了父亲的一张唱片来贴补自己。瓦莱里收集了许多唱片,而且,奇怪的是,他非常喜欢瓦格纳的音乐,而且,和乔伊斯不同的是,他公开承认自己的这种喜好。[6]
我是看着年轻的弗朗索瓦长大的,他最后在巴黎大学(Sorbonne)完成了他英文专业的毕业论文,而且,让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他论文所选择的研究对象是《戒指与证词》(The Ring and the Book)[7],这也是他父亲建议给他的。
在德军占领巴黎期间,瓦莱里在法国学院讲授诗歌研究。小小的演讲厅里挤满了他的崇拜者们,有时候,要完全听懂他所讲的内容并不容易,他的口齿不很清晰,时不时的,你就跟不上他的思路了。但是我也能想象,让他的听众们坠入云里雾里,对他来说,可能有一种戏谑的快感。在那些日子里,他的演讲也算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几件大事之一了。[8]
二战期间的某一天,瓦莱里夫人请我去她家里吃中饭,一起共进午餐的还有画家弗朗西斯·约丹(Francis Jourdain)、保拉·高比拉小姐和弗朗索瓦。我们刚在餐桌前坐好,就响起了空袭警报声。瓦莱里赶紧跳起来跑到窗前,从窗子探出身子去看战斗机飞越巴黎上空,投放炸弹。对他的这种行为,他的家人早就习以为常。弗朗索瓦对我们说:“我爸最喜欢空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