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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妹妹西普里安有幸得到瓦莱里亲自为她画的一幅画，只可惜她无法将这幅画保留下来。有一天，他到书店来时，西普里安正在店里，她穿着一条超短裙，还有一双齐膝的长袜。瓦莱里抓起一支铅笔，就在她的膝盖上画了一幅女人的头像，并在上面签了“P.V.”。
有一次，布莱荷向瓦莱里为她的评论杂志《今日生活与文学》（Life and Letters Today）的法国特刊约稿，瓦莱里想把自己的《论文学》（Litérature）一文给她发表，就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认为这篇文章非常恰当，他就提出了一个吓人的建议，要我和他一起翻译此文。这虽然是一个极大的荣耀，但我却更愿意把这个机会留给更有能力的译者。
但是瓦莱里还是坚持此事得由“我们”来做。他说如果在翻译中我卡住了，只要去维勒朱斯街（现在此街已改名为保尔·瓦莱里街）找他咨询就行了。不幸的是，每次我依照他的建议跑到维勒朱斯街去找他咨询，我都发现他这位合作者压根就不可靠。我会问他：“你这里写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总是要假装认真阅读这一段落，然后会说：“我这里究竟是想说什么呢？”或者说：“我敢肯定，这段话根本就不是我写的。”白纸黑字就在眼前，他还是坚持自己一无所知。最后，他就会建议我把这一段给跳过去。所以，在“我们”的这桩苦差中，他怎么能算是位认真的合作者？但至少，和瓦莱里一起进行切磋，还是给了我不少乐趣。翻译稿最后的署名是“西尔维亚·毕奇和作者”，他告诉我，这里“作者”将承担一切责任。但我知道，我是无法为自己开脱的，对于瓦莱里这篇最有趣的作品来说，我也是一位凶手，我是“作者”的帮凶。
我一直很喜欢瓦莱里夫人和她的姐姐，艺术家保拉·高比拉（Paule Gobillard），她们是画家贝瑟·莫里索（Berthe Morisot）[5]的侄女，在她们的幼年和少年时代，她们就常常当她的肖像模特儿，所以，她们是在印象派画家的圈子里长大的，他们维勒朱斯街的公寓中，挂满了画中珍品，例如德加、马奈、莫奈、雷诺阿等人的杰作，当然，也有贝瑟·莫里索的作品。
瓦莱里的小儿子弗朗索瓦（François）是我的好朋友，他们全家的头发颜色都很深，只有金头发的弗朗索瓦是个例外，不过，瓦莱里的女儿阿加莎（Agathe）也像他一样有着美丽的蓝眼睛（瓦莱里的母亲是意大利人）。瓦莱里觉得儿子弗朗索瓦的浅色金头发很有趣，常常叫他是“伟大的北欧好汉”。
这位“北欧好汉”常来我的书店，他来阅读英国诗歌，或是来告诉我音乐界的最新消息。他在美国作曲家娜迪亚·保朗杰（Nadia Boulanger）那里学习作曲，他告诉我他几乎一直就住在那里。他把所有的零用钱都花在音乐会上了，因为零用钱很有限，所以，有一次，他居然卖掉了父亲的一张唱片来贴补自己。瓦莱里收集了许多唱片，而且，奇怪的是，他非常喜欢瓦格纳的音乐，而且，和乔伊斯不同的是，他公开承认自己的这种喜好。[6]
我是看着年轻的弗朗索瓦长大的，他最后在巴黎大学（Sorbonne）完成了他英文专业的毕业论文，而且，让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他论文所选择的研究对象是《戒指与证词》（The Ring and the Book）[7]，这也是他父亲建议给他的。
在德军占领巴黎期间，瓦莱里在法国学院讲授诗歌研究。小小的演讲厅里挤满了他的崇拜者们，有时候，要完全听懂他所讲的内容并不容易，他的口齿不很清晰，时不时的，你就跟不上他的思路了。但是我也能想象，让他的听众们坠入云里雾里，对他来说，可能有一种戏谑的快感。在那些日子里，他的演讲也算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几件大事之一了。[8]
二战期间的某一天，瓦莱里夫人请我去她家里吃中饭，一起共进午餐的还有画家弗朗西斯·约丹（Francis Jourdain）、保拉·高比拉小姐和弗朗索瓦。我们刚在餐桌前坐好，就响起了空袭警报声。瓦莱里赶紧跳起来跑到窗前，从窗子探出身子去看战斗机飞越巴黎上空，投放炸弹。对他的这种行为，他的家人早就习以为常。弗朗索瓦对我们说：“我爸最喜欢空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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