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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三十年代，塞纳河左岸的风景改变了，所谓“迷惘的一代”——其实这一代人真的不应该用这个名字来形容——已经长大成熟并且功成名就。我的许多朋友都返回了美国，我很想念他们，也很怀念过去发现某一家小型文学评论或小出版社的那种乐趣。二十年代是一个让人愉悦的年代，因为那时刚从一次世界大战中走出来，而三十年代则要进入到另一次世界大战中去，并且面临着世界经济的大萧条。但是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有几位好朋友还是留在拉丁区里，海明威在圣苏普勒教堂（Saint Sulprice）附近租了一套公寓，而麦克莱许夫妇计划在卢森堡公园附近定居下来，我们不得不和庞德告别，因为他更喜欢意大利的拉普罗（Rapallo），但是我们还有乔伊斯，尤金和玛丽亚·约拉斯，杂志《变迁》，还有克里斯街上住着的格特鲁德·斯坦因和艾丽斯B.托克拉斯。海明威的公寓位于圣母院广场街（Notre Dame des Champs）的一家锯木场的楼上，他的许多早期的作品就是在那里写成的。埃兹拉·庞德的工作室也在那附近，人们常能看到他戴着丝绒的贝雷帽走出走进。凯瑟林·安妮·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10]的公馆也在那里。
凯瑟林·安妮有一只长得很帅的名叫船长（Skipper）的公猫，它的女主人很会做菜，船长也就越来越胖。凯瑟林发明了一种瑞典式的运动系统，将滑轮挂在一棵树上，这样可以强迫船长在花园里锻炼身体，但是，船长天生就不是苗条的那种猫。
有一天，船长死里逃生，它坐在靠街的大门那里看路人过往，有一个女人居然要把它装进一个大筐里，幸亏它的女主人出来及时看到，她大叫道：“等一等，那是我的猫！”如果晚一分钟，那可就糟了。巴黎有许多肥猫失踪，因为他们是做兔肉煲的好材料。
我的朋友卡洛特·威勒斯［也就是詹姆斯·布里基斯太太（Mrs James Briggs）］曾经邀请凯瑟林·安妮·波特到巴黎的美国妇女俱乐部里去做过一次演讲，一般来说，我是不喜欢“演讲”之类的活动的，但是，她的演讲，就像她平时说出的话和写出的文章一样，非常精彩。后来，她也把演讲的打字稿送给我保存。
二十年代末，阿兰·泰特（Allen Tate）[11]取得了一笔奖学金后第一次来巴黎时，我们就成了朋友。现在，他带着妻子卡罗兰·泰特（Caroline Tate）重回巴黎，我常常和凯瑟林·安妮·波特一起与他们见面。我觉得这两位的作品虽然代表着完全不同的两极，但在当代文学中都很重要。如果要对他那一代诗人进行一个总结，我认为阿兰·泰特应该占到比较高的地位。这些诗人中，有一些也非常有趣，非常独特，他们的原创性很了不起，但是我读阿兰·泰特的诗作，就像阅读优秀的英国诗歌一样，让人心旷神怡。
塞纳河左岸的苏让别墅（Villa Seurat）是亨利·米勒（Henry Miller）活动的中心[12]，从二十年代开始，文坛上就能听到他的声音，到了三十年代，他的声音更响了。他有一位长得像日本人的朋友，那是可爱的安娜斯·尼恩（Anais Nin）[13]小姐。有一天，他俩一块来找我，问我是否有兴趣出版他最近一直在写作的《北回归线》（Tropic of Cancer）。这是一本很有趣的小说，将文学与性爱相结合。我建议他将手稿给杰克·坎恩看看，坎恩欣然接受了这位文坛新秀的作品。坎恩一直喜欢那种赤裸裸的性爱主题，他出版了《北回归线》、《南回归线》（Tropic of Capricorn）和米勒的其他作品。我也喜欢米勒自己在苏让别墅出版的散文集《哈姆雷特》（The Hamlet），接着是一本书名很有庞德风味的小书《金钱以及它如何变成这样》（Money and How It Gets That Way）。我最后一次听到有关米勒中心的消息，是“一封致各色人等的公开信”，标题为《你要拿阿尔夫怎么办？》（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About Alf?）[14]，阅读的人很快就会知道他到底想说些什么。
托马斯·伍尔夫（Thomas Wolfe）在《时光与河流》（Of Time and the River）出版之后没多久[15]，就来到巴黎，也来了我的书店。他说麦克斯·伯金斯（Max Perkins）[16]给了他一张支票，然后把他送到开往欧洲的船上。他谈起乔伊斯对他的创作的影响，还说，他正在试图摆脱那种影响。毋庸置疑，伍尔夫是一位极有天赋的年轻人，但是对人情世故却有诸多不满。他到巴黎来时，带来一封给阿德莲·玛西（Adelaide Massey）夫人的介绍信，后来，是玛西夫人一直像母亲一样地照顾着他，而他也真是需要别人的照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