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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起居室装有黑玻璃面的餐具柜里，陈列着一套华丽的餐具，长颈玻璃壶、陶瓷和水晶杯子，一套古老的哈努卡灯具，以及逾越节专用器皿。在陈列橱上面，放着两座青铜塑像：愠怒的贝多芬面对着双唇紧闭沉着镇定的弗拉基米尔·杰伯廷斯基，后者经小心翼翼的抛光，身穿华丽军装，戴一顶军官们戴的尖顶帽，一条官方皮带挎在胸膛。
约瑟夫伯伯坐在桌子上座，说话声音尖利，女里女气，恳求、甜言蜜语，有时几近呜咽。他会讲述民族状况、作家和学者身份、文化人的责任，或者说同事们不够尊重他的研究、他的研究发现、他的国际地位，而他本人对他们则不怎么在意，实际上鄙夷他们的狭隘心胸，鄙夷他们那乏味而自私的观念。
有时他会把话题转向国际政治，对斯大林代理人四处活动忧心忡忡，对道貌岸然的英国人的伪善鄙夷不屑，惧怕罗马教廷玩弄诡计，罗马教廷从来没有接受，从来不会接受让犹太人小到掌管耶路撒冷大到掌管以色列土地，对开明民主国家的重重顾忌表现出审慎的乐观，对美国则深怀羡慕，但并非没有保留，在我们时代美国居于民主国家之首，然而受到庸俗行为和物质至上主义的浸染，缺乏文化与精神底蕴。总的来说，19世纪的英雄人物，如加里波第、亚伯拉罕·林肯、格拉德斯通等人，堪称伟大的民族解放者，文明与启蒙价值的杰出的阐释者，而新世纪注则处在那两个人的统治之下，一个是住在克里姆林宫的格鲁吉亚鞋匠之子，一个是那个控制了歌德、席勒和康德家园的疯狂乞儿。
客人们满怀尊敬静静地听，或者用几个安静的字眼表示赞同，以防打断他滔滔不绝的演说。约瑟夫伯伯的餐桌谈话不是聊天，而是感人至深的独白。克劳斯纳教授会从餐桌上座指责、痛斥、怀旧，或就一系列事件发表见解、主张，做情感表白，如犹太代办处领导那平庸的不幸，总是讨好异教徒；希伯来语的地位，一方面受到意第绪语的不断威胁，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语言的不断威胁，腹背受敌，职场上一些同事的狭隘嫉妒，年轻作家和诗人们的浅薄，尤其是那些本土出生的人，既没有掌握一门欧洲文化语言，就连希伯来语也疲软了；要么就是欧洲犹太人理解不了杰伯廷斯基的预言性警告，即使现在已经出现了希特勒，美国犹太人依然沉迷于物质享受，而不到故乡定居。
偶尔有位男客提问或发表评论，犹如有人把青蛙扔到篝火上，他们鲜有人敢展开某种次要的详细议题，或是介入主人的谈话，大多数时间，都满怀敬意地坐在那里，发出礼貌的赞同之声，或是当约瑟夫伯伯采用嘲讽或者幽默的口气时放声大笑，在这种情况下，约瑟夫伯伯不可避免地加以解释：刚才说的只不过是开开玩笑。
至于女士们，她们不参与谈话，其角色仅限于充当点头听众。约瑟夫伯伯慷慨地在她们面前散发连珠智慧，期待她们适时报以微笑，通过面部表情露出喜色。我不记得琪波拉伯母在桌子旁边就座过。她总是在厨房、贮藏室和起居室之间来回奔忙，装满饼干碟和果盘，给大银盘里的俄式茶炊加上热水，总是急急忙忙，腰上系条小围裙。当她不需要倒茶，也用不着添加蛋糕、饼干、水果或者是一种叫作瓦伦液的甜味调制品时，就站在起居室和走廊之间的门口，站在约瑟夫伯伯的右手后边两步远的地方，双手放在肚子上，等着看是否需要什么，或者是哪位客人需要什么，从湿抹布到牙签，或者是约瑟夫伯伯礼貌地冲她指出她应该从他图书室写字台右上角取来最新一期《来守乃奴》注或者是伊扎克·拉马丹注的新诗集，他想从中引用一些东西支持自己的论证。
这是那段年月一条不成文的规矩：约瑟夫伯伯坐在餐桌上座，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而琪波拉伯母系着白围裙站在那里，服侍，或等待，召之即来。然而，伯伯、伯母绝对彼此忠贞不渝，相亲相爱，这一对身患慢性疾病没儿没女的年迈情侣，他待妻子如同对待婴孩，极尽甜美深情，她待丈夫如同对待娇惯的孩子，给他穿衣服，系围巾，万一他感冒，就打个鸡蛋，调上牛奶和蜂蜜，缓解他喉咙的疼痛。
一次我碰巧看见他们并肩坐在床上，他一只半透明的手放进她的双手中，而她则小心翼翼地给他修剪指甲，用俄语悄声向他倾诉各种爱慕之情。
约瑟夫伯伯酷爱在书上题写情意绵绵的字句。从我九岁或十岁起，他每年都要送我一卷《儿童百科全书》，在其中一卷中，他采用后缩式格式书写，有点像是在退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