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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来到塞纳河左岸巴黎圣母院旁边的那个绿色门面的书屋，莎士比亚书店。每次来巴黎总要到这里来买一本书。
第一次来到这家书店，是二十年前，那时，当堂而坐的是八十岁的老人乔治·惠特曼。他穿着色彩并不搭配的背心和外套，一头白发上有火烧的痕迹。据说他很少去理发馆，头发长了就用蜡烛烧掉，说这种剃头法又快又省钱。记忆中书店中的顾客并不多，所以，当时我还与老人聊了会天。他问我是否要咖啡，又问我是否有住处，接着就兴冲冲地告诉我他和中国还有一段缘分，幼年时曾随父亲住在南京，曾坐蒸汽火车去上海，曾在苏州见过一位天下最美的姑娘，又说起那之前五年，他重返中国，想在南京开一家英文书店，但没能成功，只余遗憾。他还告诉我他是美国大诗人惠特曼的孙子，他心中的女英雄是西尔维亚·毕奇，而毕奇心中的英雄则是他爷爷，毕奇曾经收藏过他爷爷的手稿，还举办过一个惠特曼的展览。当时我竟相信了，后来读到有关他的文章，才知道这是他经常爱说的一个“传奇”，他的父亲确实叫沃尔特·惠特曼，是一位外科医生，只是与大诗人同名而已。那次从书店中买了一本书，就是毕奇的回忆录《莎士比亚书店》，可惜，这二十年来无数次搬家，这本书已经找不到了。
惠特曼二战之后来到巴黎，一九五一年在目前地址上开了一家英文书店兼图书馆，继承的完全是原莎士比亚书店的精神。与毕奇相比，惠特曼的性格更为古怪，他把自己的小店称为“假装成书店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共和国”，一个波希米亚的庇护所。他的书店也是旅行者的邮政总局、免费咖啡馆，而且，较毕奇更进一步，他在书店里增加了更多的横七竖八的床位，可以让多位付不起旅店费用的文学青年在这里过夜，这些住客们可以在书店中帮忙，惠特曼对他们的唯一要求是每天必须读一本书，当然，也有人滥用惠特曼的好客热情，据说曾有一位英国诗人在这里一住就是七年。
惠特曼的书店名气渐响，也吸引了一批作家，贝克特、亨利·米勒、劳伦斯·杜威尔、布莱希特、阿瑟·米勒、克鲁亚克、金斯堡等等，或在这里住过，或来这里朗读过作品。艾纳伊丝·宁曾将她的遗嘱留在这里，以日记著称的她在五十年代的巴黎日记中，曾这样描绘惠特曼的书店：“在塞纳河畔有这么家书店，一栋画家郁特里罗笔下的房子，地基不是很结实，小小的窗户，起皱的百叶窗。还有乔治·惠特曼，营养不良，留着胡子，如同他的书堆中的一位圣人，借书出去，让身无分文的朋友住在楼上，并不急于卖书。在书店最里面，是一个窄小拥挤的房间，一张小桌子，一个炉子。那些为书而来的人不停地说话聊天，乔治则试图写信，拆开邮件，预定书籍。一个小小的让人不能相信的楼梯通到楼上，通向他的卧室，或公共卧室，亨利·米勒和其他的来访者们，会在那里住下。”
惠特曼的书店开张时，西尔维亚·毕奇仍住在巴黎。二战中，因不愿将一本《芬尼根守灵夜》卖给一位德国军官，她索性将书店清空关门，战后她无意再重振旗鼓。惠特曼的书店也是她常常光顾的地方，来这里借书买书，与其他作家见面。有这么位疯狂的美国人在这个城市里全面继承了她当年的精神，她应该是欣喜的。所以，她去世前，在一次杜威尔的朗读会上，她同意让惠特曼沿用“莎士比亚书店”这个名字。于是，惠特曼的书店，就名副其实地成了战前莎士比亚书店的继承人。
如同毫无经济头脑的毕奇，惠特曼的财务也是一笔糊涂账。时代发展，全球都在数据化、电脑化，他掌管的书店一直没有任何现代化设施，没有信用卡收款机，架上的书也杂乱无章，没有任何检索系统，店中的书和钱也常常消失，惠特曼总是耸肩以对，不加追究。他的书店如何维持下来，他又如何通过法国税务局对书店的几次查账，这一直是个谜。
二〇一一年，惠特曼老人去世，享年九十八岁。现在，书店由他的女儿掌管（芳名就叫西尔维亚·毕奇·惠特曼）。她是惠特曼唯一的孩子，出生在巴黎，母亲是英国人，她记得她的童年“如同生活在一种童话里，赤脚在书店中走过那些睡着人的床”。但七岁时父母离异，她跟妈妈回到英国，在那里长大。二十一岁时，她来到书店帮助父亲，原本只计划待一个夏天，没想到就没有再离开过。在她的管理下，书店风格依旧，室内装饰也没有改变，书架间的床和沙发等仍在，但比以前干净许多，床单不再油光发亮，沙发也不再露着海绵。她努力要让书店走进二十一世纪，在店里安装了电话、电脑和信用卡付款机。她也建立了书店网站，并把每次在书店中留宿的人数限制到六位。书店还每年举办文学节，并邀请作家到书店签售朗读与读者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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