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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客从许多不同的国家来到莎士比亚书店，在二十年代初，有一位顾客来自于我们当时称之为俄国的地方，他就是塞吉·爱森斯坦（Serge Eisenstein）[11]，他是位伟大的电影艺术家，总是充满着许多令人兴奋的新念头。他也是我所遇到的最有趣的人物之一，他对于文学界中发生的一切都非常关注，充满激情地崇拜着乔伊斯。他非常希望能把《尤利西斯》改编成电影，但他又告诉我说，他对于这本书里的文字实在太崇拜了，所以，不愿意因为电影的局限而牺牲其文字。
爱森斯坦后来又回到巴黎，他把我和阿德里安娜请到俄国大使馆，在那里给我们放映了他的新片《总路线》（The General Line），并向我们陈述了他有关这个主题的一些想法。他的想法如此之多，在电影所给定的时间里，他连其中的一半都没有表达出来，他可能也无法在特定时间里完成一部电影的拍摄。
我和爱森斯坦达成了一个协议，我为他提供新的英文书籍，与他交换当代俄国作家的作品。从他寄给我的书来看，在那段时间，俄国并没有什么重要的文学作品，也可能因为当时的翻译没有跟上。
苏联外交官李特维诺夫（Maxim Litvinov）[12]一家也到书店来过，艾维·李特维诺夫夫人是英国人，而她丈夫几乎就可以算是爱尔兰人，他在都柏林上的大学，还是乔伊斯的校友。李特维诺夫家的孩子们的照片也被加入我其他小客户的照片当中，让我记忆最深的是汤妮亚（Tania）。
我的客户和朋友还包括一位中国语音学教授（他有一对双胞胎孩子），其他还有柬埔寨人、希腊人、印度人、中欧人、南美人。当然，我的客户中的大部分仍是美国、法国和英国人。
珍妮特·弗莱纳（Janet Flanner）[13]是我最早的美国朋友之一，她后来一直使用的是笔名热内（Genêt）。在二十年代，她常常在我的书店进进出出，有一次，她要去罗马，在去火车站的路上，她特地叫出租车到莎士比亚书店门口停了一分钟，就是为了要送给莎士比亚书店的图书馆两本精美的艺术书籍。阿德里安娜后来借了这两本书，她对里面的插图实在太喜欢，过了许久才很不情愿地还给图书馆。
珍妮特·弗莱纳总是在旅行，她是位四处漫游的作家，她不是在伦敦，就是在罗马或其他地方。她才华横溢，又很用功。而且，我可以证明，她也总是能找到时间帮助别人。有一次，为了对她的帮助表示感谢，我送给她一本《尤利西斯》，里面还夹着一页作者的手稿。许多年后，当乔伊斯的作品已经能卖到很高的价钱时，她问我是否反对把她这本《尤利西斯》卖给一家著名的图书馆，当然，出售此书得到的收入都会归我。这就是珍妮特·弗莱纳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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