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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农、工、商，所谓四民，据说这种说法，最早出自管仲。
然而，管仲之世，还是贵族政治，民之所谓，是相对于王侯贵族而言。
直到秦朝一统天下，建立郡县制，以军功受爵打破世袭爵位垄断，再到西汉，又以恩赏天下的方式，降低爵位的价值。才使得社会逐渐去贵族化，以爵本位社会，变成官本位社会，贵族不再高高在上，社会阶层间流动性逐渐增大，民的身份和地位逐渐提高，成为真正的社会的支柱与根基。
春秋战国时期，小国寡民，对一个国家，士农工商四种已足以区分国人，但是对发展、大一统、社会结构更加复杂的汉朝来说，这样的区分就显得太过粗糙。
举士而言，读书取业者，荀氏、袁氏，以及同样以举孝廉路线的贾氏，都算是士族，但显然，三家不能同类而论，他们自身的欲望，对于世界的理解，对于政治的诉求，对于社会制度的理想，显然都完全不同。
同时，外戚、宦官势力的崛起，军功阶层的出现，也带来新的社会阶级分类。
提起笔来，才发现艰难，虽然有先贤的范例，但东汉末年，与清末民国时期的社会环境完全不同，除了方法，几乎很难再得到借鉴。
他的才能远不如那位先贤，能用三四千字，就将复杂的社会剖析得简单又清晰。
荀柔一边思考一边落笔，续续断断，花了三天才完成自己最熟悉的“士”的部分，写满足足十页，写完只觉得通篇废话，啰嗦繁复，一时忍不住丢弃在地，将头埋进枕头。
别问，问就是自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