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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队这两天忙著出去访贫问苦,两三个人一组,到村子里去挨家访问。白天大都只有妇女在家,因此他们白天黑夜都出动,利用谈天的方式,诱导农民吐苦水。工作队员每天一次,聚集在小学校里汇报,把当天采集的材料归纳起来,加以讨论。
“老百姓还是有顾忌!不敢说话,”张励说:“他们怕封建残馀势力的报复。”
大家研究他们究竟是怕地主?怕恶霸?韩家坨的几个地主,只有很少的土地出租,专靠吃租子是不够生活的。他们家里都有人在城市里做小买卖或是教书,经常的往家里带钱,贴补家用。地面上也有几个“混混”,却没有一个够得上称恶霸的。干部里面的李向前,从前就是个“二流子”,但是他现在既然改邪归正了,当上支部书记,自然没有人去翻地的旧账。沦陷时期当甲长
的两个人,都是被逼,乡公所里来了公文,指名派定的。不但没有得到什麽好处,而且送往迎来,供应日伪军队,赔累得非常厉害,卖了田又卖了房子。这些情形,村子里的人也都知道得很
清楚,因此也并没有把怨毒结在他们身上。
访贫问苦的工作继续进行。这些工作队员秉著年轻人的热诚,用出了最大的力量,像施用人工呼吸一样,按揿著肚子把水挤出来;苦水终於陆陆续续吐了些出来。
最普遍的控诉是说去年秋收以後,四乡竞赛提早交粮,村干部只想夺红旗,拚命催著要大家快点缴上去,拿罚修公路作为威胁。後来索性乱打乱捕人。有一个贫农韩得禄被逼得没有办法,哭了四次。又有许多人给催逼得,谷子还没到收割的时候,就把谷种卖掉了交粮。
又有些人诉说干部私心,“做负担”的时候不公平。又有几个人吐露,去年接连的遭了火灾和虫患,损失五成以上,本来已经报荒报了上去,应当可以准许减征公粮,干部又左说右说,逼著他们自动“请求免予减征”。
工作队员们挤苦水的时候非常兴奋卖力,等到汇报的时候又觉得为难起来。都是这一类的琐琐碎碎的怨言,十分严重的话当然也没有人敢说;都是对干部表示不满,而对地主都漠然。
“这里的农民对地主的仇恨不深。”刘荃作了这样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