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费城被阉割的女人 (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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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这个题目,心中战栗。这不是我起的题目,是她自己——那个费城的女人对自己的命名。那个秋天的午后,在费城雪亮的阳光下,我们都觉出彻骨的寒冷。
从华盛顿到纽约,中途停顿。从费城下火车,拖着沉重的行囊。我们(我和翻译安妮)要在这里拜会贺氏基金会的热娜女士,进行一场关于女性的谈话。计划书上,这样写着:我们将同贺氏基金会的负责人热娜一同共进午餐,地点由她选定,费用AA制。
热娜是一位身材瘦小的白人女性,面容严峻。握手的时候,我感到她的手指有轻微的抖动,似在高度紧张中。她同我们抵达一座豪华的五星级饭店,闹得我也开始紧张。
我觉得美国人普遍受过训练,谙熟在察觉自我紧张之后的处理方式,就是将它现形,直接点出紧张的原因,紧张也就不攻自破了。落座后,热娜挑明说:“我有些紧张。通常,我是不接待新闻和外事人员的。只是因为你是从中国来,我才参加这次的会面。基金会接到来自世界各地妇女的咨询电话,每年约有一万次。但是,来自中国的,一次也没有。从来没有。”
我说:“当中国妇女了解了贺氏基金会的工作之后,你也许就会接到来自中国的电话了。”
热娜开始娓娓而谈:
贺氏基金会主要是为可能切除子宫和卵巢的女性提供咨询。在基金会的资料库里,储存着最丰富、最全面、最新近的有关资料,需要的女性都可以免费获得。
据我的统计,全世界有9000万妇女被切除了子宫,其中的6000万被同时切除了卵巢。在美国,这个数字是全美每年有60万妇女被切除了子宫,其中的40万同时被切除了卵巢。卵巢和子宫,是女性最重要的性器官,它们不是不可以切除,但那要为了一个神圣的目的,就是保全生命的必须,迫不得已。而且,身为将要接受这种极为严重的手术的女性,要清楚地知道将要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是怎样一回事,它有哪些危险,不但包括暂时的,也要包括长远的。
但是,没有。没有人告知女性这一切。有多少人是在模糊和混乱的情形下,被摘除了自己作为女性的特征。我个人的经历就是最好的说明。
我的经历对我个人是没有什么帮助了,但我要说出来,因为它对别的女性可能会有帮助。噩运是从18年前开始的。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系任助理研究员,同时还在上学。那时我36岁,有三个孩子。每天很辛苦,早上5点半起床,送孩子到幼儿园去,晚上10点半才能回到家。我的月经开始不正常,出血很多。我的好朋友为我介绍了一个医生,我去看。他为我做了检查之后说,我的子宫里有一个囊肿,需要切除。我很害怕,就连着看了五个不同的医生。他们都说需要切除。我记得最后一位是女医生,她说:“你必须手术,你不能从我这里回家。因为你回家之后就可能会死,那样你就再也看不到你的孩子了。”我说:“做完了手术之后,会怎么样呢?”她说:“你会感觉非常好的。”我还是放不下心,就到图书馆去查资料,书上果然说得很乐观,说术后对人不会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