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锡安的民哪，应当大大喜乐 (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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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结束在巴比伦的长期流放重返耶路撒冷之时，撒迦利亚预见到基督来到耶城。公元前五八七年，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攻陷并摧毁耶路撒冷，推倒该城城墙，烧掉城中宫殿，夺走所罗门神殿里包括熄烛器在内的所有东西，并将犹太人掳到巴比伦。七十年后，犹太人回到饱受摧残的故城之时，撒迦利亚不只预见到一名弥赛亚骑着驴驹进城，还预见到神殿的重建：“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撒迦利亚书》第六章第十二至十三节）
《旧约》七位先知中，撒迦利亚是第一位被画上西斯廷礼拜堂拱顶者。画中他高13英尺，身上穿着深红暨绿色袍服，上身穿着橙黄色上衣，露出鲜蓝色衣领，手上拿着一本书，书封面以莫雷罗内颜料绘成。西斯廷礼拜堂是按照所罗门神殿的长宽高比例建成，撒迦利亚像坐落在该堂入口正上方的显眼位置，正符合他预言该神殿重建的角色。投入湿壁画工程约六个月后，米开朗琪罗终于对自己的能力有了信心，开始在礼拜堂大门上方作画。
撒迦利亚像下方，大门上方，放有罗维雷家族盾徽。盾徽之所以放在大门上方这个显眼位置，是出于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的安排。罗维雷字面意思为矮栎，罗维雷家族的盾徽也带有相关意涵，以一棵枝桠交错、长出十二颗金色栎实的栎树呈现。诚如路易十二所不假辞色指出的，罗维雷家族并非贵族出身。西克斯图斯四世袭用了都灵某贵族的盾徽，这贵族亦姓罗维雷，但与西克斯图斯没有亲缘关系。因此，就如某评论家所说的，“罗维雷家族教皇声称矮栎为其家族盾徽的说法虽有杜撰之嫌，他们却是一有机会就会搬出这盾徽”。[4]西斯廷拱顶上的湿壁画，给了尤利乌斯堂而皇之展示盾徽的机会。在某些《创世纪》场景的边界，以栎树叶和栎实构成的茂盛华饰之处，频频可见到暗指该盾徽（和该礼拜堂两大赞助者）的图饰。
米开朗琪罗在西斯廷顶棚画里向尤利乌斯致意之处，并不只有这些绿色垂饰。他为教皇所制的青铜像安放在圣佩特罗尼奥教堂大门上方刚过一年，就又在西斯廷礼拜堂大门上方，替他的赞助者画了一幅肖像。撒迦利亚不仅位于罗维雷盾徽上方几英寸处，还穿上带有罗维雷家族色（蓝、金）的衣服。此外，他的光头、鹰钩鼻、鲜明五官、严峻面容，都更像是尤利乌斯的翻版。米开朗琪罗笔下的撒迦利亚与教皇本人极其相似，有幅该先知头部的黑粉笔习作，因此直到一九四五年都被视为尤利乌斯肖像画的预拟素描。[5]
将赞助者画入湿壁画中，在当时艺术界很常见。吉兰达约将乔凡尼·托尔纳博尼和他太太画进托尔纳博尼礼拜堂的绘饰里。平图里乔绘饰波吉亚居所时，将教皇亚历山大和他的小孩大剌剌地画进湿壁画，而令后来的尤利乌斯大为不悦。但如果说撒迦利亚像真是刻意照尤利乌斯本人形貌而绘，那米开朗琪罗大概是心不甘情不愿的。自一五○六年那几件事之后，这位艺术家和其赞助者的关系就一直未像过去那么好，因为米开朗琪罗仍为陵墓案深感遗憾。这幅人像的存在，几乎表示了有旁人插手这幅画的构图，因为要他将他认为迫害他的人画入画中流芳百世，可能性实在不大。最起码这幅画表明，不是教皇就是教皇身边的顾问，向他下了明确的指示或要求。
一般认为，撒迦利亚的预言最后由索罗巴伯实现。公元前五一五年，索罗巴伯完成神殿重建。但尤利乌斯在位期间，不无可能出现另一种诠释。这位以抽条树枝为盾徽的教皇，既不怕天下人耻笑，以恺撒和基督再世自居，大概也会认为撒迦利亚的预言在自己身上应验，更何况他着手修葺西斯廷礼拜堂，重建圣彼得大教堂。
教皇的官方宣传家、善于在《旧约》诸预言中找出暗指尤利乌斯之处的艾吉迪奥，就带有这么点狂妄自大。一五○七年十二月，他在圣彼得大教堂布道，描述乌西雅王死去后，先知以赛亚于所看到的“主坐在高高宝座上”的灵象。艾吉迪奥深信这位先知表达得不够明确。他告诉听讲会众：“他的意思是说，‘我看到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既继承了已故的乌西雅，并坐在日益壮大的宗教王国宝座上’。”[6]就像艾吉迪奥在布道中所阐明的，尤利乌斯是主派下来的救世主，是生来实现圣经预言与上帝意旨之人。因此，他会在三月时规划这些富象征意味的棕榈日庆祝活动，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于教皇这项光荣使命，米开朗琪罗没有这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不支持教皇的军事野心，曾写了首诗哀悼尤利乌斯治下的罗马。他语带挖苦地写道，“他们用圣餐杯造剑或头盔，在这里一车车卖基督的血，十字架与荆棘成了盾，成了刀”。[7]诗末署名“米开朗琪罗在土耳其”，讽刺性对比了尤利乌斯治下的罗马与奥斯曼苏丹（基督教世界最大的敌人）治下的伊斯坦布尔。若米开朗琪罗深信尤利乌斯是新耶路撒冷的缔造者，就不大可能有这样的感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