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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发表之后，我原想“玩票”之事也就到此为止了，就继续安心读我的科学史博士学位。不料又有朋友和出版社来找我写性史的书，只因那时年轻好事，居然又答应下来。于是挤出时间写成了一册小书：《性在古代中国》，说来又很惭愧，这竟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书。我一直以天文学史作为自己立身的“正行”，谁知问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和第一本书都是“不务正业”的，也可算是趣事。接着又在北京和台北出版了《中国人的性神秘》一书。有此一段因缘，自己也有点认真起来，遂又写了几篇“学院派”的性史论文在《中国文化》《汉学研究》（台湾）等刊物上发表。1996年出版的《性张力下的中国人》则是我在这方面的第三本书。
就这样，有点身不由己地步入了性学研究领域，朋友们将性史说成是我的“第二专业”，我自己也渐渐默认了。
去古未远
我一直认为，对于中国古代的性史研究而言，主要是性文化史和性社会学史的研究。至于所谓的“古为今用”，作为一面旗帜，当然有容易被人接受之处，但是考虑到现代性学已经如此发达，要想从古代房中术里找出有实用价值的新东西——比如性技巧、性治疗或性药物等方面的，结果必定是非常有限的。在这方面如果过分夸大“古为今用”，终究不是科学的态度。
但是在另一个层面上来看，“古为今用”又是有意义的。
在涉及性的问题上，许许多多今天所见到的现象——有些我们已经习以为常，有些我们觉得难以置信，有些我们感到极不合理——其实都有着古代的渊源。在性史研究中，这一点给我的感触极深，所以我在《性张力下的中国人》的自序中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与古人相比，我们今天在性问题上所面对的局面、所感到的困惑，甚至所见到的表现等，实际上竟没有太大的不同。其实这也不足为怪：无论经历了多少天翻地覆的巨变，今天的社会毕竟是从昨天演变而来的，传统的“根”是不可能彻底一刀斩断的，况且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又是如此源远流长，底蕴深厚。有人归纳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之一是“表层极容易变，深层几乎不变”，确实有其道理。而性心理、性观念、乃至广义的性生活等显然与传统文化的深层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它们是不太容易变的。在这一出以千百年计的长剧中，人物衣冠固屡异于昔时，基本剧情却大体上依旧。
尽管明代的春宫画册已经进化到今天的视听光盘，但是仍是同一性质的出版物；而南宋临安城酒店中的三陪女郎，与今天的相比至多只有服饰上的区别……研究中国性文化史的现实意义，也就从这里显现出来。这种研究能够帮助我们加深对今日性问题的理解——不过切不要奢望从古人那里找到解决问题的什么现成药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