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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竞生在法国留学，深受浪漫主义爱情观念之影响。他在这方面的言行，确实与当时乃至今天的中国国情大大相悖。在《十年情场》一书中，他记述了多次他在欧洲时与外国女郎的恋爱情事。这只要看看《十年情场》中那些章节标题就可见一斑了，如：“在巴黎惹草拈花”、“留学时代的浪漫史”、“彼此全身都酥软”、“海滨变成我俩的洞房”、“伦敦的一次奇遇”、“娇小玲珑的瑞士女郎”、“我是一只采花的昆虫”、“爬上树上寻欢”，等等，不一而足。而他自述编印《性史》的三种动机之一，就是“即主张情人制与性交自由制”。下面这段关于“美的书店”期间的生活自述，更能看出他在这方面的思想倾向：
书店雇员有许多女性，又相当漂亮的，而在社会上，我又以“性博士”著名，那么，我对于女子必有许多浪漫的故事了。实则，说起来真奇怪，连我自己在后想起来也觉奇怪，在这个时间一二年之久，我竟“守身如玉”，未曾一次与女性发生肉体关系。这是任何人不肯相信的。可是事实是如此，我为写出自己的真实传记，有就说有，无的不能捏造为有呢。
在他看来，这一两年内“守身如玉”竟是非常奇怪的事情。这也难怪有人会将那些《性史》看作他本人的现身说法了。
六、身后是非谁管得
“美的书店”歇业之后，张竞生于1929年去杭州讲学，结果被浙江警方以所谓“性宣传罪”驱逐出境。幸得当时的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原是他在黄埔陆军小学时的同学——的资助，再度赴法国，研究社会学和美学，并拟定了一个颇为宏大的译著计划。张竞生抵法后，在巴黎郊外租了一处房屋作为工作室。却不料陈铭枢去职，资助不再能够获得，译著计划无法实施。陈铭枢愧对老友，乃以私款1.5万元赠张竞生，使他仍得以在国外过了几年安定生活。1933年他再回国内，那时主持广东省政府的陈济棠也是他的同学，陈济棠给他一个“实业督办”的头衔，委他主编《广东经济建设月刊》，并兼广州《群声报》编辑。
不过张竞生此时似乎已经壮志消歇，逐渐下降为家乡一个地区性的人物了。不久他回到饶平，做了一些组织修筑公路、开办苗圃之类的工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张竞生出任饶平县民众抗日委员会副主任。1941年他在浮山创办饶平县农业职校，推广农业新技术，还写了《新食经》《饥饿的潮州》《山的面面观》之类的作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竞生曾任饶平县生产备荒委员会主任、广东省林业厅技正、广东省文史馆馆员等职。这一段安静的晚年岁月，颇给人以尘埃落定、洗尽铅华的感觉。张竞生回首往事，董理旧稿新著，为后人留下了不少作品。他的《十年情场》由新加坡《夜灯报》社出版（中国大陆有1988年昆仑出版社的印本，但书名是《情场十年》），《浮生漫谈》由香港三育图书文艺公司出版，《爱的旋涡》由香港《知识》半月刊社出版。据说他在1960年还完成了哲学著作《系统与规律的异同》、《记忆与意识》。但是他终于未能躲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劫，他被扣上“反动权威”等帽子，遣往饶平县乡间劳改。1970年他在“牛棚”夜读，突发脑溢血，翌日即去世，终年82岁。
张竞生一生的社会活动，除编印《性史》一事因过于超越国情，在当时产生了消极的社会影响之外，其余皆为有益于社会、有功于文化之举。而对于编印《性史》一事，他事后不久就一再反省思考，在《十年情场》一书中，更是对此深自忏悔！且看下面这段独白：
我在当时已知性史所犯的错误了。但因社会上的责骂与禁止，使我无法去纠正我的错误。在后我到上海开“美的书店”时尽是介绍霭理士的学说，至于该书所附的性史与我国人的性史一件不敢介绍。但可恨太晚了，性学淫书被人们混视为一途了，我虽努力改正我的错误，但已来不及了。“性学博士”的花名与“大淫虫”的咒骂，是无法避免了。时至今日，尚有许多人不谅解。我的自责，我的忏悔，也极少得到人的宽恕了。朋友们，听它吧！听它命运的安排吧！我是习哲学的，哲学家应有他的态度：就是对不应得的名誉与毁谤，都不必去关心。但痛自改过与竭力向上，这些是应该的。
张竞生几十年的大恶名，就是因为一册小小的《性史》而起。此事的动机本来完全是好的，不妥只是在于施行的方式和时机考虑欠周，使得不法书商有了可乘之机，张竞生自己成了他们的牺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