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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绝大部分房中术理论都是男性中心主义的，所以总是着眼于如何在两性之战中战败女方。房中术家酷喜使用军事语，比如将与女子性交称为“御敌”，有时干脆将女子称为“敌人”，将女方达到性高潮称为“投降”或“宾服”。最突出的例子可举明代房中术著作《纯阳演正孚佑帝君既济真经》，通篇皆以军事术语写成。一些明清小说比如《昭阳趣史》《禅真后史》等，也都着力描述渲染这种“采战”。在有名的晚清青楼小说《九尾龟》中，众嫖客一味缠磨，要“资深”的青楼浪子章秋谷讲述床笫间取悦妓女之道，章也是用“两个开战的国度”作比喻，讲述了一通房中术在这方面的要义——通过前戏、爱抚和性交时的各种技巧，尽量使女性先达到高潮；若是双方同时达到高潮，则被称为“打个平手”。以现代眼光去考察，其实倒颇不乏可取之处。这种观念实际上已经认识到女性性高潮通常出现较迟，因此男子要一面控制射精以延缓自身高潮的到来，一面尽力促进女性的性兴奋。而且，尽力促使女性达到性高潮，不正是现代性学家反复向丈夫们建议和要求的吗？
与上述观念相比，古代房中术的另一种观念就比较可恶了。“采战”之说，盛于明代，房中术家将以“采阴补阳”为目的的性交比作炼丹。炼丹当然要有丹炉和鼎器，这炉和鼎不是别物，就是作为性交对象的女子。比如在相传为五代时陈抟所撰的《房中玄机中萃纂要》中有“择鼎”篇，明代《紫金光耀大仙修真演义》中有“垆中宝鼎”篇，明代洪基《摄生总要·种子秘剖》中有“安置炉鼎”篇，等等，所说皆为同一件事，即选择怎样的女子与之性交才能有助于男子修炼他的“内丹”。选女的标准主要是健康和年轻（不强调美貌），同时还有种种禁忌，所有这些当然都是纯粹男性中心主义的，女性在这类理论中仍然被视为男子的财物。
有主无主
女子在古代常被视为财物，已见前述；即使稍为“人道”一点，不以财物视之，她通常也只能是男子的附庸，男子是她的主人。
女子“三从”之说，由来已久。《礼记》上说：“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从人，就是做别人的附庸，让别人来做主。此义在古代印度的《摩奴法论》中阐述更为明确：“女子必须幼年从父，成年从夫，夫死从子，女子不得享有自主的地位。”又说：“在童年时期，父亲保护她；在青年时期，夫主保护她；在老年时期，儿子们保护她；女子不配独立自主。”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绝大部分正常走完人生旅途的女子，一辈子都处在“有主”状态中。幼年有父兄做主，嫁后自然是丈夫做主。如果进皇宫当宫女，那帝王就是她的主人；如果未正式嫁为人之妻妾，但当了家妓、婢女之类，则男性家主仍是她的主人。万一丈夫早死而成为寡妇，她就会暂时处于“无主”状态，不过这一状态通常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如她改嫁，自然另有了夫主；如她宣布“守节”，即终身不再嫁人，那她就会继续得到亡夫家庭的监护而仍归“有主”之列。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有两个较大的“无主”女性群体：一是妓女（指官妓和私妓，家妓不在此列），二是出家的尼姑和道姑。这些女性没有一个男性主人，她们虽然仍不免隶属于某家妓院或某个地区的官妓管理机构，或隶属于某一尼庵、道观，但比之大部分“有主”的女性，要自由得多。
“有主”和“无主”的最大区别在于：对于“无主”的女性，男子可以合法地将性爱指向她们，而对于“有主”的女性则不可以。旧时官员、文士、商人等都常有狎妓之举，他们可以向妓女献殷勤、向妓女求爱、与妓女热恋，通常不致遭到非议或制裁（道德方面的批评是另一回事）。如果狎客对妓女热恋之犹不足，又进而将她娶回家去，这在该妓女是“从良”——妓女生涯最好的下场；而在其他狎客看来则是“名花有主”，从此旁人对该妓女再不能染指了。女尼、道姑从理论上说是不能结婚的，但如果她们遇见了自己的意中人，就可以还俗而缔结良缘。在旧小说和戏剧中，许多自由恋爱的故事都发生在女尼和道姑身上，绝非偶然。至于唐代那些风流美丽的女道士与文士们的恋爱韵事，更是后人咏叹和考证的热门题目。
旧小说中还有许多关于女尼、道姑压抑不住爱欲而淫乱的故事，透过那些常带低级趣味的描写，仍可看到背后“无主”观念的作用。因为男子可以将性兴趣指向她们而不损害别的男子的性特权。“寡妇门前是非多”的旧谚，也反映了同一观念——寡妇门前的是非，几乎总是与性有关，因为她是“无主”的。所以古时寡妇一般总是很快在“改嫁”和“守节”之间做出选择，使自己成为“有主”，很少现代都市女性中的那种“单身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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