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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既然到了古代，还是要硬着头皮上的。
于是他就上台了。
如今的诸子百家大多围绕的都是一个核心课题“治国”，法家认为要靠法，儒家认为靠德，墨家认为要止战，兵家靠打仗，纵横家靠舌头，道家靠别干事情，农家靠务农……
而他要讲的学说，则是靠“理”，这部“学说”大部分是剽窃了马列主义，当然，只是小小的一部分，认为国家就像人，法家是骨，儒家为肉，兵家是盾牌与武器，提出管中窥豹，只能见到一块斑的想法，各家学说皆有不足之处。
而“理”就是以事实为依据，对国家有用就利之，对民有利便用之，不分百家，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在论文中提出“国耗”一词，意思是国家社会运行成本，如官吏的管理，国库的支出，犯罪的损耗，皆是国耗，其中儒家可以大大降低社会运行成本，法家是社会存在的基础……
但“理”却不止百家，还包括了天地至理，比如顺应天时，天时便是理，水向低处流，这也是理……
“这些无法改变，人尽皆知，何须学习？”有人不解问。
严江便讲，上古之时，无人知晓天时，及千年总结，才有春种秋收，节气日历之属，这便是由“无理”至“有理”，遂人举火，神农种禾，仓颉造字，皆是以无理至有理，方成世间大德，此皆前人总结规律，才有如此煌煌盛世，由此观之，理何人皆知？何人不需学？
“既然如你所说，那你总结出了什么理？”又有人问。
严江于是又讲起社会的基本规律，以强秦为例和楚国为例，分析为何变法秦国可行，楚国夭折，他从守旧势力入手，分析出当时秦弱楚强，秦国贵族势弱，所以改革较易，虽商君身死，但变法依然能过；楚国当时虽强，但因分封贵族过多，山头势力无数，变法自然阻碍重重，中途夭折。不足百年，诸国强弱之势倒转，强秦无敌，然后又分析起如果楚国改革，应该从何入手，如否在小触及利益情况下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