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张唱片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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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四年，我来到主人唱片公司（His Master's Voice）[10]在巴黎的办公室，问他们是否能录制乔伊斯朗读《尤利西斯》的节选。他们让我去见音乐唱片的主管皮耶罗·卡波拉（Piero Coppola）[11]，最后，主人唱片公司同意录制乔伊斯的朗读，但是条件是一切费用必须由我们自己来承担，而且，录制出来的唱片不能用他们的HMV商标[12]，也不会被收进他们的唱片目录之中。
从一九一三年开始，在英国和法国都有作家录制过唱片，诗人纪拉莫·阿波里耐尔（Guillaume Apollinaire）就录制过一些唱片，被保留在语言博物馆（Musée de la Parole）的档案室里。但在一九二四年，卡波拉告诉我大家想要的只是音乐唱片，别的唱片没有销路。我最后接受了主人唱片公司所开出的条件，答应等我收到三十张唱片后就会付款。此事的全过程就是这样。
对于录音这件事，乔伊斯既充满渴望又非常担心。那天，我叫了出租车陪他去远在城外的毕兰科镇（Billancourt）的录音棚，他正好眼疾发作，所以他非常紧张[13]。幸好，他与科波拉很快就熟悉起来，他们用意大利语谈论着音乐。但是，对乔伊斯来说，录音的过程真是一场折磨。第一次录音以失败告终，我们得回去重新再录一次。录成之后的《尤利西斯》真是一场出色的表演，每一次倾听，我都会被感动得流泪。
乔伊斯选择朗读的是《埃俄罗斯》（Aeolus）这一章中的一段讲演，他说这是《尤利西斯》全书中唯一可以独立出来的一段文字，也是仅有的一段“充满雄辩”的文字，所以，很适合朗读。他告诉我，他已经打定主意，这也将是他唯一一次朗读《尤利西斯》。[14]
我觉得，乔伊斯之所以选择朗读《埃俄罗斯》中的这一段，“充满雄辩”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录音的结果也说明了这一点 ——“他大胆地提高了他的声音”—— 听上去，让人觉得这远远不只是一次演讲。
我的朋友C.K.奥格登（C.K.Ogden）后来说，《尤利西斯》的录音是“很糟糕”的。奥格登和I.A.理查兹（I.A.Richards）合著的《意义之意义》（The Meaning of Meaning）在我的书店中非常好卖，我的书店中也有奥格登的一些关于基本英文（Basic English）的小书，有时，我也与这位英语束身衣的发明者见面[15]。他在剑桥的正音委员会（Orthological Society）的工作室中，为萧伯纳以及其他人录过音，他也有兴趣与其他作家交流并进行语言的实验，我猜想他的兴趣主要在语言上。（萧伯纳和奥格登观点一致，他们都认为英文的词汇量已经非常庞大，一般人用都用不完，乔伊斯根本没有必要再创造新词。）奥格登先生夸口说，在他的剑桥工作室中，有两台全世界最大的录音设备，他让我把乔伊斯送过去，到那里去做一次正儿八经的录音。所以，乔伊斯就前往剑桥，去录制《安娜·利维亚·普拉贝尔》一章。
就这样，我把他们两位凑在了一起：一位是要解放英文，扩展英文；另一位要把英文常用字压缩到五百以内。他俩的实验完全相反，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对互相的工作充满兴趣。如果英文真被压缩到五六百字的话，那么乔伊斯肯定会饿得发慌，但是，对于奥格登曾经把《安娜·利维亚·普拉贝尔》按照基本英文的原则进行改写，并将改写后的版本在评论杂志《心理》（Psyche）上发表，乔伊斯觉得还是挺好玩的[16]。我认为奥格登的“改写本”让原文尽失其美，但是我也知道，除了奥格登和理查德之外，再没其他人和乔伊斯一样对英语语言有着那么强烈的兴趣。所以，当黑日出版社要出版《山姆和山恩讲述的故事》时，我建议他们邀请奥格登为之作序。[17]
《安娜·利维亚》的录音非常美妙，乔伊斯更是将那位爱尔兰洗衣妇的口音表演得惟妙惟肖。这一珍贵成果，全要归功于C.K.奥格登和他的基本英文。乔伊斯的记忆力一向惊人，他肯定已经将《安娜·利维亚》烂熟于心，但录音时，他还是在某处打了结巴，就像当年录制《尤利西斯》时一样，要重新开始。[18]
奥格登把录音的第一和第二个版本都交给了我。他还用超大的字体把《安娜·利维亚》印在大纸上，这样我们那位视力每况愈下的作家阅读起来才能毫不费力。录音后，乔伊斯把这几张大纸也给了我[19]。我一直想知道奥格登到底从哪里弄到这么大的铅字，后来，我的朋友莫利斯·塞莱（Maurice Saillet）仔细审查一番后，告诉我原书中的那几页被拍成了照片，然后又被放大了许多倍。《安娜·利维亚》是录在一张唱片的正反面的，而《尤利西斯》中的段落只用了唱片的一面[20]。乔伊斯同意录制的《尤利西斯》也只有那么一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