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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战争和沦陷</h2>
一九三九年夏末，萨瓦省到处都张贴着征兵的告示，征集年轻人入伍。所有的家庭都弥漫着哀悼的气氛。我搭乘了最后一班汽车下山后，年轻的司机就去参军了，汽车也被军队征用。香伯利的车站挤满了背着枪械装备的士兵们，我想方设法才挤上去巴黎的火车，在同一节车厢里还有一位年轻的英国女人，她带着她的宝宝和保姆。她们急着要赶回英国去。她的丈夫在站台上和她们道别，他说他不久就会回英国和家人团聚，他还是不相信战争真会爆发。
莎士比亚书店照常开张，战争愈演愈烈。突然间，德国军队横扫法国，他们离巴黎越来越近，在巴黎居住的人们纷纷逃离，或是准备逃离。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剧院街上一直人流涌动。人们在火车站旁安营扎寨，晚上也睡在那里，希望能够挤上一列火车。有些人开着私家车逃难，但是不久，就因为没有汽油只能把车子弃置在路边。大多数人都是靠着两条腿逃走的，抱着孩子，扛着行李，也有推着童车或手推车，还有一些骑着自行车。同时，不断拥入的还有北方或西北过来的难民，包括比利时人，抛开了他们所居住的农庄和城镇，经过巴黎往西边逃难。
阿德里安娜和我没有加入逃难的浪潮，为什么要逃呢？我的助手加拿大学生露丝·坎普曾试图逃走，结果在壕沟中遭到机枪的扫射，后来还是被俘虏了。
一九四〇年一个美丽的六月天，阳光灿烂，晴空万里。只有两万五千人还留在巴黎。我和阿德里安娜来到塞巴斯托普大道（Boulevard Sébastopol），含着眼泪看着逃难的人群穿过城市。他们都从东门进城，经过圣米歇尔大街（Boulevard St Michel）和卢森堡花园横穿巴黎，然后从奥林（Orléans）和意大利门出城。他们的牛车上堆满了各种家当，家当上面坐着孩子，老人，病人，怀孕的和抱着婴儿的妇女，还有装在笼子里的鸡鸭，狗和猫。有的时候，他们会在卢森堡花园停留，让牛在那里吃草。
我和老朋友伯特兰——方丹医生一起坐在医院的窗口前吃中饭，看着最后一批难民拥进城里，与他们接踵而来的是德国军队。无休止的机械部队挺进巴黎：坦克车，全副武装的军车，戴着钢盔的士兵双手交叉坐在里面，这些士兵，这些机器，全都是冰冷的灰色，在轰隆隆震耳欲聋的响声中向前行进。
在巴黎，有一些支持纳粹的人，他们被人称为是“法奸”，但这些人只是例外。我们所认识的人，个个都是抵抗派。伯特兰——方丹医生就是抵抗运动中非常活跃的分子。她的儿子雷米（Rémi）二十岁的时候死在奥地利毛特豪森（Mauthausen）集中营里，这个集中营最为声名狼藉，环境最恶劣。
那些从逃难中幸存下来的人后来回到巴黎，我的法国朋友们看到莎士比亚书店仍在开张，都非常高兴。他们一头钻进我的书堆里，我忙得不可开交。当时有一个名叫弗朗索瓦·伯恩韩（Françoise Bernheim）的年轻的犹太女孩自愿来帮我，她在巴黎大学学习梵文，后来，因为纳粹的新规定，她被学校开除，但是，她的导师鼓励她抄写那些非犹太学生的笔记进行学习，在导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她坚持着学业。
美国大使馆千方百计说服我回美国，都被我给拒绝了。（回美国的路线是绕道里斯本，他们列出的交通费用非常吸引人，其中有一项是：“运送一只鹦鹉，六美元。”）相反，我和朋友们一起在纳粹占领下的巴黎居住下来。因为我经常和弗朗索瓦一起出门，所以，我和她一样也经历着犹太人所受的各种特殊限制，当然，她必须在她的外套或裙子上配戴那个巨大的黄色“大卫之星”，而我则不用。我们总是骑着自行车出门，那也是当时唯一的交通工具。我们不能去公共场所，例如剧院、电影院、咖啡馆、音乐厅，或是坐在公园的长凳上，甚至连街上的长凳都不能坐。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一个阴凉的广场里吃中饭，我们坐在一条长凳旁边的地上，一边鬼鬼祟祟地看着周围，一边很快吞下白煮蛋并喝下热水壶里的茶。这种经验我可真不想重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