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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期间，莎士比亚书店也搬到了附近的剧院街上，这个新的店址，就像我原先的那个店址一样，也是阿德里安娜发现的。她注意到剧院街十二号那个古玩商店的业主正要找人续租她的商铺，所以，就急匆匆跑来告诉我，我连忙赶到十二号。能在剧院街上租到一个地方，那真是太幸运了，而且，这个店址正巧在阿德里安娜的书店对面，这真是我想也不敢想的事。这个新店比我原来的书店还要大，而且，楼上还有两个房间。
所以，一九二一年夏天，玛西尼和我就忙着将莎士比亚书店搬到剧院街上去。我们要搬的东西包括：所有的书籍，一筐筐上面写着“急件”但还没回复的信件，《尤利西斯》以及其他与乔伊斯有关的事务，我当时负责发行的各种出版物，小型的评论杂志，曼·雷（May Ray）[8]所拍摄的我们同代人的照片，惠特曼的手稿，还有布莱克的素描等等。
当我们在新书店里整理东西时，我发现阿格尼丝姨妈的惠特曼手稿不见了，这让我一下子特别沮丧。在我几乎放弃了所有希望时，搬家时也在场的姐姐霍莉问我是否找遍了所有地方。姐妹们有时可真让人烦，我当然找过了所有的地方。但是霍莉说：“用我的办法，你总是能找到东西。”“你的什么办法？”虽然我并不真感兴趣，但我还是问她。霍莉说：“我的办法嘛，就是你要仔细检查每一个地方的每一样东西，你要找的东西肯定会出来。”“真的吗？”我说，但我不再理会她。我注意到她用她的办法这里看看那里瞅瞅，我想那真是浪费时间。但是她居然拿着一堆纸来问我：“是这些么？”果真就是。我欣喜若狂，如果惠特曼真的弃我们而去，对于剧院街十二号的书店来说，那将是个多么糟糕的开始。
所以，莎士比亚书店于一九二一年搬到剧院街，而且，很快就把那条街给美国化了。虽然阿德里安娜是非常非常典型的法国人，但是我们还是尽了最大努力要同化她。
在萨特和波伏娃之前，圣日尔曼德普雷区的咖啡馆就有许多说话不多的文人们出没，例如，你能看见埃兹拉·庞德在双偶咖啡馆里，而莱昂——保尔·法尔格则在对面街上的利波咖啡馆（Lipp's）中。剧院街离圣日尔曼大街只有几步之遥，除了我们两家书店整天热热闹闹之外，整条街则安静得如同一个乡下小镇。剧院街的另一头是奥迪恩剧院（Odéon Theatre），所以，在那些看戏的人前往剧院或是戏散场的时候，街上才会人来人往。剧院里的那些演出，如同这条街一样，也丝毫没有大都市的味道。当然，偶尔会有一些著名的制作人来接管剧院一段时间，我记得安托万（Antoine）[9]曾经在剧院里上演过《李尔王》。科波（Copeau）[10]也曾掌管过剧院一段时间，但是他的布景如此简单，所以，莱昂——保尔·法尔格称之为“卡尔文教派的闹剧”[11]。奥迪恩剧院让阿德里安娜实现了一个梦想，这就是要住在“另一头是一栋公共建筑的街上”。
在我打算出版《尤利西斯》之后不久，手稿的收藏家约翰·奎恩就前来审查莎士比亚书店的情况。他是个长相英俊的男人，很让人感兴趣。我也很欣赏他的品位，他收藏的手稿包括叶芝、康拉德和乔伊斯，他还收藏了温德姆·刘易斯的素描，以及许多印象主义画派的精品。以后，这个画派的作品在巴黎能卖很高的价钱。但我发现他脾气暴躁，很容易发火。他第一次来我的书店时，那时书店还在杜普伊特伦街的旧址上，我要说，书店没给他留下什么好印象。店里几乎没有办公的家具和设施，再加上我是个女的，这让他疑心重重。我能看出来，在出版《尤利西斯》这件事上，他会紧紧地盯着我，而且，他让我觉得这一切都得怪我自己，因为我是如他所称呼的“又是一个女人”。
乔伊斯和我都非常喜欢我们在杜普伊特伦街上的小店，搬走之后，我们一直很怀念那个老地方。约翰·奎恩第二次造访时，我们已经搬到新店中，那个地区更大，街道也更宽，这是他最后一次来我的书店。店内宽敞多了，这样奎恩在对我说教时能够来回走动。他对我大说特说我应有的责任，更要向我抱怨庞德诱惑他收购的那些艺术品，特别是“温德姆·刘易斯的那些玩意儿”，还有“叶芝的那些垃圾，连捡破烂的都不会多看一眼”。他还说他很高兴《尤利西斯》“不会在那小棚屋里出版”，他指的当然是我们原来在杜普伊特伦街上的书店。
可怜的奎恩！他这么直率，心肠又好！我很高兴能够与他有这样短暂的交往，我很有耐心地倾听着他的所有抱怨，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他那个时候已经病得很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