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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省银监局的金融情况简报，赵安邦着实吓了一大跳：文山去年七月至十二月的新增工业贷款竟奇迹般达到了九十二亿，同比增长了182%。其中对亚钢联旗下的钢铁项目贷款就高达三十三亿，占了文山全市工业贷款的三分之一还多。根据既往的经验推测，文山钢铁立市的这七百多万吨钢铁十有八九是用银行贷款和融资堆起来的，方正刚、石亚南和文山班子的头脑可能已经有些发烧了。
更让赵安邦不安的是，文山的摊子已铺得这么大了，吴亚洲和他的亚钢联竟又要在银山上个大型硅钢厂。据章桂春和银山方面汇报，又是五六十亿投资。银山建厂的资金又从哪里来？不还是贷款融资嘛！如果央行认真执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国有商业银行收紧银根，多米诺骨牌就有可能垮下来，后果不堪设想。
银山这个硅钢厂和文山工业新区的那么多项目都是怎么立的项？地又是怎么征的？只怕问题不少。银山独岛乡农民群众已经为硅钢厂的两千五百亩地闹起来了，文山征地六千多亩，难道会这么平静吗？就没有农民群访闹事吗？让秘书问了问信访局才知道，文山地区的农民早就闹上了，年前就为征地的事群访不断。
二○○四年大年初四晚上，作为经济大省省长的赵安邦已在病房里敏感地嗅到了不祥的气息。当时他最担心的两点是：其一，银山、文山两市失去土地的农民越级群访，将问题捅到北京去，惊动中央；而一旦惊动中央，就会带来第二个问题，也是更可怕的问题：省内各银行金融机构势必在央行和国家有关部委的指令压力下，严格执行国家各项宏观调控政策，收缩信贷规模，甚至冻结信贷。
这一来，赵安邦再也不敢在医院住下去了，草草吃了晚饭，便出院回了共和道八号家里。到家以后，先给省银监局刘局长通了个电话，进一步核实了金融简报里记述的数据和相关情况，继而便约省发改委主管副主任古根生过来谈话。
等古根生时，赵安邦又给方正刚打了个电话，接通后，就没好气地问：“方市长，你现在在哪里啊？是不是还泡在省城跑项目？请客送礼，搞腐败啊？”
方正刚似乎很委屈，“赵省长，看您说的，我搞啥腐败？从您那出来我就回家了，亚南书记对我挺关怀，让我在省城家里陪陪老婆孩子，给了我两天假！”
赵安邦不太相信，却也不好再问，“那好，方市长，请你回答两个问题：一、亚钢联在文山上的这七百万吨钢，到底有多少自有资金？二、已动用的银行信贷有多少？还准备再贷多少？如果无法继续使用银行信贷，还要投入多少资金？”
方正刚竟然还敢开玩笑，“赵省长，你这哪是两个问题，是四个问题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