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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贺兰特·凯查杜里安（Herant A. Katchadourian）的《人类性学基础——性学观止》被引进中国时，中文版的版权页上还标着“内部发行”字样，它几乎被作为一个“打擦边球”的出版行为。
此书中文版（1989年）在当时的国内性学界就是一本引人注目的书籍。除了作为在性方面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又一例证，更重要的，是本书所体现、所强调的对性的全方位关注和思考——这种关注和思考与国内多年来的习惯大不相同。
进入20世纪下半叶之后，性在中国重新遭遇了一段禁锢的岁月。在改革开放之后，这段禁锢岁月仍然给中国性学界留下了很深的印痕，最重要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性被视为医学的附属物。
这不妨以我自身的经历为例。我作为中国性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在中国性学会正式成立的1994年之前，早就参加了中国性学会筹备委员会多年的学术活动，在那些活动中，绝大部分参加者都是托身于医院或医学院的——皮肤科、泌尿科、妇科，等等，还有一些人士属于计划生育部门。这种现象在中国是如此的普遍，如此的天经地义，以至于中国性学会自身也是挂靠于北京医科大学——现在的北京大学医学部；而我目前担任副会长的上海市性教育协会，则挂靠于上海市计划生育委员会。
这种在体制上被视为医学附属物的安排，并非仅仅具有象征意义。事实上，它影响了许多中国人看待性的视角和眼光。
因此，在国内，关于性的书籍通常都可以被分成两类：一类是讲“临床”的，包括生理构造、生育、避孕、药物、性病和性功能障碍的治疗等，总之就是可以作为医学附属物的那些性问题。另一类是讲“文化”的，包括性史、性社会学、性伦理学、性心理学、性与法律、性与文学艺术等，总之就是与“临床”无关的那些事情——因为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医学”显然消受不了这些附属物。
据我大致的观察，上述两类书籍通常总是分开的。也就是说，讲“临床”的通常不讲“文化”，讲“文化”的通常不讲“临床”。大家仿佛有着一个默认的分工原则。
再换一个角度看，其实“临床”的那部分可以对应为“科学知识”，而“文化”的那部分可以对应为“人文精神”。有些思想保守的人士认为，对于性，只要讲那些“科学知识”就够了，别的讲多了非但无益，而且可能有害。他们也更喜欢使用“性科学”这样的措辞（而不是“性学”），因为将性窄化为某一类“科学知识”，确实可以在许多时候给我们带来较多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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