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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玛安慰他说：
“着什么急呢?我们就在这儿再等上一两分钟吧。不用着急：我正在付钱呢。”
妈妈死于脑溢血的那年，费玛十岁。一贯急躁的巴鲁赫·农贝格同以往一样，连一个星期都没有等满：葬礼之后的周末，他把她的所有遗物都抛进木箱子里，包括所有的衣服、鞋子和书籍，还有她那个镶着俄罗斯圆镜的梳妆台、绣着她姓名首字母的床单和枕套，然后急急忙忙地把这些东西都捐给了塔勒比耶的麻风病人收容所。他抹去了她全部的生存痕迹，好像她的死亡是一种背叛行为。好像她是和另一个男人私奔了。可他也确实将她离校就业时的那张照片放大了，挂在餐具柜的上方。于是这些年来，她就带着渴望又怀疑的笑容和一双羞怯地低垂着的眼睛，从餐具柜的上面俯视着他们俩，好像她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并为所犯的错误在那里忏悔。葬礼之后，巴鲁赫立即着手儿子的教育问题。他对儿子严格要求，但偶尔也马虎一下，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做一些情感姿态，展示他那像暴君一样的好脾气。每天早晨，他都要逐一检查费玛书包里的练习本。每天晚上，他又将双臂抱在胸前，就那么站在盥洗室里，看费玛刷牙。他强行给费玛请了家教，分别给孩子上数学、英语，甚至讲犹太传统。偶尔，他还会采用你觉察不出的手段，把费玛的一个同班同学贿赂到家里来，让他和费玛一起玩耍，以免自己的孩子过于孤单。然而遗憾的是，他常常习惯性地参与他们的游戏，甚至在为了教育的原因他原本打算失败的时候却偏偏情不自禁而忘乎所以，在那里为自己的胜利欢呼。费玛现在还在使用的宽大的书桌就是他当年为费玛购买的。冬天也好，夏天也好，他都逼迫小男孩穿上过于暖和的衣服。那些年里，家里的那个俄国式电茶炊总是开着，在那里冒着热腾腾的蒸气，直到凌晨一两点钟。总在一定年龄的那些文雅的离婚妇女和有教养的寡妇不断地到他们家做客，一谈就是五个小时。甚至在睡梦中费玛都能听到客厅里传来的浓重的斯拉夫语方言，偶尔还被大笑声、哭泣声和二重唱所打断。就像抓住他的头发拖着他一样，父亲强暴地把懒散的费玛从一个课堂拽到另一个课堂。他没收了他全部的课外读物，以便让他专心看课本。他让费玛从初级入学考试一直参加到高级入学考试。他毫不犹豫地激活了一张名副其实的关系网，使得他的儿子最终没有在作战小分队服兵役，而是为他在耶路撒冷的施内勒尔兵营安排了一个负责文化活动的工作。为国家服完兵役后，费玛对参加商船队的可能性发生了兴趣，至少是在商船队里待上一两年。他被海洋迷住了。但父亲否决了这种可能性，强迫他学习商务管理，目的是让他在将来经营他的化妆品公司。只是在一场艰苦的消耗战之后他们才达成了妥协，那就是学习历史。当费玛在文学学位考试中取得一等成绩时，兴高采烈的父亲立即决定送他进一所著名的英国大学继续深造。可费玛进行了反抗，他坠入了爱河，又一次坠入了爱河，他的“公羊年”爆发了，学业也就被耽搁下来。是巴鲁赫把他从一个接一个的羁绊中解救出来，把他从直布罗陀解救出来，把他从马耳他解救出来，甚至把他从军事监狱里解救出来。他说：“女人，需要的，绝对需要的，但只是为了寻找快乐的，而不是用作自我毁灭的目的。从某些方面来说，埃弗雷姆，女人和我们男人没什么两样；但从其他方面来说，男人和女人又是截然不同的。至于哪些方面一样，哪些方面又不一样——这是我正在研究的问题。”
是他买下了约韦勒村的那套公寓。在经过仔细考察之后，是他淘汰了另外两位候选人，一位是来自海法的伊利亚·阿夫拉瓦纳尔，那个看上去就像一幅古画中的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姑娘；另一位是美丽的利亚特·西尔金，她曾在希腊北部群山中和费玛同寝一个睡袋，让费玛度过了许多甜美的夜晚，最后，父亲让费玛和约珥结婚。而且，当一切都无法挽救了，为两人安排离婚事宜的也是他。甚至那件袖子上带陷阱的大衣也是他从前穿过的。
费玛还隐隐约约地记得老人最喜欢讲述的趣闻之一，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哈西德派圣徒和一个臭名昭著的拦路强盗之间的故事，他们相互交换了外袍，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相互交换了身份，于是产生了许多既悲又喜的故事。可是，相对其外在意义来说，父亲认为这个故事的真正寓意是什么呢?他竭力回想着，但他的脑海里只是稍纵即逝地闪现了一下一个路边客栈，客栈是用粗劈的木梁搭成的，在乌克兰一个一片黑暗、狂风肆虐、冰雪覆盖的平原中央，狼群在附近嗥叫着。
司机说：
“真他妈的见鬼！我们就应该在这里坐到天亮吗?”
说着，他用脚一踩油门，闯过红灯，然后，就好像为了弥补自己和费玛所损失的时间似的，他一边发疯般地奔驰在一条又一条空旷的街道上，一边抄近道，刹车于是嘎吱嘎吱叫个不停。费玛说：
“你这叫什么呢，六分钟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