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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他却是一个多余的人。”
尼娜就说：
“看看你们这一对。罗密欧与朱丽叶。或者说更像劳莱和哈代[6]。”
费玛并不怀疑尤里早就知道他与尼娜偶尔偷欢。他或许觉得这事很有趣。或者说很动人。或许从一开始他就是这部小喜剧的编剧、导演和制片。有时，费玛想象着尤里早上起床，用高级剃须刀刮脸，在膝盖上放一块雪白的餐巾，坐下来吃早饭，浏览着他的袖珍日记本，忽然注意到那上面一个月画两次的小叉叉，在捧着报纸喝咖啡的同时对尼娜说，又到为费玛提供常规服务的时间了，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他不至于彻底干枯。但这种怀疑既没有削弱他对尤里的感情，也丝毫没有削弱他与这位魅力无穷的朋友在一起时总能体会到的那种肉体上的快感和亢奋。
每隔几个星期，尼娜事先也不打招呼，就会在上午十点或十一点来到费玛的住处。她把那辆满是灰尘的菲亚特停在约韦勒村那幢低矮的公寓楼前面。她总提着两个篮子，篮子里装满了她从办公室来这里的路上所采购的食品和洗涤用品。这时，她看上去就像个临危不惧、将脑袋提在自己手心里的社会福利工作者正在走进贫困线的前沿地带。喝完咖啡后，几乎是一言不发，她就站起身，果决地将衣服脱下来。他们急匆匆地性交，刚完事就爬起来，好像战壕里的两个列兵在趁着炮击的间隙慌慌张张地吃上点东西。
做爱之后，尼娜就立刻把自己关在浴室里。擦完她那骨瘦如柴的身体后，她就习惯性地开始擦洗抽水马桶和脸盆。然后，两人才坐下来，再喝一杯咖啡，聊一聊政治观点鲜明的诗歌或者全国团结运动。在说话的同时，尼娜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费玛则一片接一片地吞食着蘸果酱的黑面包片。他压根儿就无法拒绝她在一个格鲁吉亚人的面包店为他购买的这种香喷喷、热乎乎的黑面包。
费玛的厨房看上去总像是被主人在仓皇之中撇下了似的。洗涤槽下塞满了空瓶和蛋壳，案台上放着几个没盖的罐子，饭桌上是已经凝固的果酱污渍、吃了一半的酸奶、炼乳、面包屑和黏糊糊的斑点。有时，尼娜带着传教士般的狂热，挽起一只袖子，戴上橡胶手套，开始擦洗碗柜、冰箱外表和瓷砖。她一边干活，一边抽烟，嘴角上叼着的那支香烟就像用胶水粘在了她的下嘴唇上。半小时后，她就可以把加尔各答变成苏黎世。在这场战斗中，费玛则在过道里懒洋洋地溜达，虽是多余但却心甘情愿，一边同尼娜和他自己展开辩论，谈共产主义的垮台，谈驳斥乔姆斯基[7]语言理论的思想派别。尼娜已经踏上归途，耻辱、爱恋、思念和感激则交织在费玛的心头，让他不能自拔。他想含泪追赶她。他想说：谢谢你，亲爱的。他想说：你给我帮了这么多忙，可我不配。可是接着，他就会镇定下来，急忙打开所有的窗户，将污染他厨房的烟雾放走。他迷迷糊糊地想：他病了，躺在床上，尼娜在床边照顾他；或者，处于弥留之际的尼娜躺在病榻上，他用水湿润她的嘴唇，用毛巾擦干她额头上的汗水。
从雨中走进房间还不到十分钟，费玛就坐在了尤里那张制作精巧的扶手椅里。费玛将这张扶手椅描述成“吊床和摇篮曲的合成物”。尼娜给他端来一碗热气腾腾、味道鲜美的豌豆浓汤，给他斟满一杯威士忌，然后递给他一件衬衫、一条裤子和一件红色的针织套衫。这些衣服都是尤里的，虽然嫌大，但费玛还是觉得很舒服。她把他的脚套进尤里从葡萄牙买回来的一双毛皮拖鞋里。他自己的衣服则被尼娜挂在椅子上，放在火炉旁烘烤。他们谈论现时的拉美文学，谈论魔幻现实主义。尼娜认为魔幻现实主义只不过是卡夫卡传统的延伸，费玛则认为是塞万提斯和维加[8]传统的庸俗化。他说，依他看来，这套南美马戏虽然叫声喧天但却比不上契诃夫的一页作品。《百年孤独》则连一个《带叭儿狗的女人》也比不上。这把尼娜给惹恼了。
尼娜又点燃一支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