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二三事 (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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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因为如此，一般人话说得很少，只很快交换简短的信息：他们听不懂你的话（也听不懂自己的话）。这对无分爱或恨的人际关系都构成局限。亚历山德里亚作为一个都会区，没有聚会场所（勉强算来也只有一个，莱加广场），但集散点几乎遍布各处。因此之故，你永远不知道是什么人在那种地方。我想起一个并非一定发生在亚历山德里亚，但很有可能在那儿发生的故事。萨尔瓦多20岁的时候，离开故乡，移民到澳大利亚，在那儿以流浪者的身份住了40年。60岁时，他存够了一笔钱，回到故乡。火车驶近车站，萨尔瓦多开始做白日梦：他是否还能在年轻时流连的咖啡店，找到那群老朋友，一度志同道合的伙伴？他们还认得他吗？他们会不会热烈欢迎他，充满好奇地要求听他在袋鼠和原住民中间的冒险经历？还有那个女孩，她曾经……还有街角那爿店铺的老板……真是千头万绪。

火车停靠在废弃的车站，萨尔瓦多顶着灼热的正午阳光，步上月台。远处有名驼背的男子，铁路员工。萨尔瓦多再细看一眼；他认识这个人，尽管肩膀已弯，外加40年累积的皱纹：啊，当然啦，那是乔万尼，他的朋友，老同学！他向对方招手，迫不及待地走过去，用颤抖的手指着自己的面孔，好像在说：是我呀。乔瓦尼看看他，先是没有半点认识他的表情，然后才微抬下巴招呼道：“你好呀，萨尔瓦多，你都到哪儿去了？”

置身亚历山德里亚这个大沙漠里，青少年可能非常亢奋。1942年7月的某一天，下午2点到5点之间，我骑着自行车在找一件东西，从城堡骑到田径场，又从田径场骑到公园，再从公园骑到车站。我穿过加里波第广场，绕过感化院，再掉个头，骑往塔纳罗河边，不过这一趟是穿过市中心。半个人影也不见。我有个笃定的目标，车站的书报摊，我看过那儿有一本廉价平装书，书已经不新了，是一则从法文翻译来的故事，似乎会很精彩。要一个里拉，我口袋里不多不少正好一里拉。我该不该买？其他的店都关了，或在我感觉上是如此。我的朋友都去度假了。亚历山德里亚只有空间、阳光和一条供我骑那辆轮胎被戳破的自行车的专用道；火车站那本小书，是唯一的叙事可能，因此也是唯一的真实可能。（许多年后，我会发生一种“心智短路”症状，即记忆与眼前的形象搭错线，在巴西中部的圣黑苏德拉巴市，乘坐一架摇摇欲坠的飞机着陆，飞机不能着陆，因为两只昏昏欲睡的狗，伸长身躯躺在水泥跑道正中央，它们不肯挪动。事件之间有什么关系没有！这就是天启的运作方式。）

但是那一天，我跟那本小书之间冗长的前戏，我的欲望和亚历山德里亚的开阔空间欲迎还拒地交战（谁能知道？那本书说不定是烟幕，用以掩饰某种令一具身体及一种非肉体非禽鸟之想象都感到忐忑不安的欲望），在夏日虚空中长时间地蹬自行车，不停兜圈子，逃避的那一天，这些回忆尽管糟糕透顶，却也甜蜜且民族自尊得令人心碎。我们就是这样，像这座城市。让我结束这故事，如果你希望如此，我终于打定主意，买下那本书。就我记忆所及，它模仿伯努瓦（Pierre Beno t）的《亚特兰泰德》（Atlantide），又多了点凡尔纳

<sup>9的味道。太阳西沉时，我把自己关在家里，但我已离开了亚历山德里亚，在床上的沉默大海中航行，我看到不一样的日落，不一样的地平线。父亲回到家，批评我书看得太多，还跟母亲说，我该在户外花更多时间。但事实正好相反，读书是用来治疗我的空间过多症。

<h3>不可夸大</h3>

我受过一次震惊，那是在年纪稍长，我进了都灵大学之后的事。都灵人是法国人，也就是凯尔特人，不像我们利古里亚人都是蛮子。我的新伙伴早晨来到钟塔大楼的讲堂，都穿着合宜的衬衫，打着合宜的领带，对我微笑，伸出手走过来说：“你好吗？”我从来没碰到过这种事。若是在亚历山德里亚，碰到无所事事的朋友，他们都会眯起眼睛瞄我一眼，害羞而郑重地说：“好哇，你这笨家伙！”

相距不过90公里，可这儿的文明却是截然不同。我直到现在还耽溺其中，我无论如何都坚持认为它比较优越。我们那地方人不懂得撒谎。

陶里亚蒂<sup>10遭人枪击那次，引起极大的骚动，亚历山德里亚人必要时也会兴奋。他们挤满了原名拉塔齐广场的自由广场。扩音机随即传出收音机播报巴尔塔利赢得环法自行车大赛的新闻。我们事后得知，这一优异的媒体操作，在全意大利都收效良好。但是它在亚历山德里亚运作得不够好：我们太聪明了，广播自行车大赛的新闻，不可能让我们忘记陶里亚蒂事件。但后来忽然之间，市政厅出现一架飞机。这可能是第一次有拖着广告横幅的飞机（我不记得广告内容是什么了），飞越亚历山德里亚上空；这不是什么阴谋诡计，这是纯粹的机缘巧合。亚历山德里亚人不信任阴谋诡计，对机缘却非常着迷。群众盯着飞机看：这件事有点不寻常，天啊，接下来他们还会出什么点子，他们每分钟都有新点子。每个人都发表超卓的见解，他个人深信无论如何，这件事都不会对宇宙衰亡产生任何影响——他们不完全是这么说的，但咱们亚历山德里亚的乡音，每一个字里都隐含这个观念。然后大家就都回家去了，因为这一天不会再有什么可惊可异之事。陶里亚蒂只好自求多福了。

我想，这些故事讲给别人听（我是说，讲给非亚历山德里亚人听），可能被视为荒诞。我却认为它们棒得无以复加。我认为它们跟市史中流传的其他天启故事不相上下，像是借教皇与伦巴第联盟之助建城，顽抗巴巴罗萨，至死不投降，但又没有参加莱尼亚诺<sup>11之役。还有一则关于这城的传奇说，有位名叫佩多卡的女王，从德国率兵来围攻这城：她到达时，开垦了几座葡萄园，扬言除非喝到园中出产的葡萄酿的酒，否则绝不离开。围城持续了7年之久，但这则传奇还有后续故事，佩多卡被亚历山德里亚人打败，在愤怒与毁灭的狂暴仪式中，将桶中美酒通通倒在荒芜的地上，仿佛献祭大量野蛮的鲜血。富于想象与诗情的佩多卡女王，破坏了自己痛饮大屠杀淋漓鲜血（即便只是象征）的乐趣，以此自惩……亚历山德里亚人在旁围观，牢记在心，并推演出唯一的结论，此后他们形容人的愚蠢就说这人像佩多卡一样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