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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然看得一清二楚,每次我载着妮拉和瓦赫达提先生去那老太婆的家,后座上的气氛都很紧张,颇为压抑。通过妮拉眉头那道痛苦的犁沟,我就能看出来,他俩刚刚吵过架。我还记得,我父母拌嘴的时候,非得有一方获得了完全的胜利,他们才会停战。这就是他们结束争执的方式,用一个结论来堵住怨气,不让它继续外泄,免得第二天没法收拾。瓦赫达提夫妇却不是这样。他俩吵到最后,与其说是吵完,倒不如说吵散了,就像一滴墨汁掉进水碗里,总会残留下一些颜色,久久不去。
用不着太聪明,也能猜得出来,那老太婆不赞成这门亲事,妮拉也知道这一点。
当我俩,妮拉和我,继续这些谈话的时候,有一个关于她的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我脑海中浮起。为什么她要嫁给瓦赫达提先生?我没有勇气去问。就我的本性而言,实在做不出这样一种逾规失礼的举动。我只能揣想,对某些人,特别是对某些女人来说,婚姻——即便是像这样不幸福的婚姻——是一种对更不幸福状态的逃避。
有一天,1950年秋的一天,妮拉把我叫去。
“我想让你带我去趟沙德巴格。”她开口道。她说她想见见我的亲属,看看我的老家。她说我给她做饭,拉着她满喀布尔地转,到现在已经一年,可她对我几乎一无所知。她这个要求把我弄得惊惶失措,退一步说,像她这种身份的人提出来,要大老远地跑去见一个仆人的亲属,也实在很不寻常。我也感到高兴,因为妮拉对我竟有如此强烈的兴趣,可同时我又害怕,因为我提前考虑到了我的不便——还有,是的,我的羞耻——到时候她就会看到我老家的贫穷。
我们在一个阴郁的早晨出发。她穿了高跟鞋和桃红色的无袖长裙,可我明白自己的身份,没有建议她另做选择。一路上,她都在问问题,问村子,我认识的人,我妹妹和萨布尔,他们的孩子。
“他们叫什么名字?”
“嗯,”我说,“有一个叫阿卜杜拉,快九岁了。他亲妈去年死了,所以他是我妹妹帕尔瓦娜的继子。阿卜杜拉有个妹妹,帕丽,还不到两岁。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帕尔瓦娜生了个小男孩——奥马尔,这是他们给他起的名字——可他死了,只活了两个礼拜。”
“出什么事了?”
“冬天,尊贵的太太。冬天作践这些村子,每年都要随随便便弄死一两个孩子。你只能希望它别进你家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