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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十点、十二点才入睡，早上四点以前起床，清醒的时候完全投入到政事之中没有片刻闲暇，完全献身于政治的雍正帝的励精图治值得后世高度评价。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由于采取独裁政治的形式，雍正帝无论如何苦心孤诣都无法得到同等的回报；同时，也必须考虑到，当时的中国很难采取君主政体以外的政体，若是采用君主政体，唯有进一步推动从宋、明以来在中国逐渐发展成熟的独裁制。
清朝自东北勃兴、与明朝正面对峙前后，正值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与宗教改革运动告一段落之时，旧教中的耶稣会的传教士为了传播福音，络绎不绝地跨越波涛、千里迢迢地来到中国。清朝入主北京、成为四百余州之主的时候，发现那里有两种相异的新文化，即汉人的汉文化和耶稣会传教士带来的西洋文化。公平而视，西洋文化要优秀得多。康熙帝是西洋文化的爱好者。他经常将传教士召入宫中，让其侍讲数学和物理学等，有时甚至想要学习拉丁语。他在朝廷上召集大臣，向汉族大臣夸耀自己所学的新知识，如“在中国的数学中，自古以来以直径的三倍计算圆周，但实际上是三点一四一五九倍”等。无论是汉文化还是西洋文化，在满族人来看同样是异文化，康熙帝无论从何种角度而言都更被西洋文化的魅力所吸引。康熙帝令人编纂的百科全书《图书集成》一万卷的最后插入了机械的图画，虽然使用机械的人物的衣服被改成了中国样式，但力点符号则仍用字母表示。因此康熙帝批准传教士的请求，允许他们在中国传播基督教。
雍正帝正与之相反，他是汉文化的爱好者。对于雍正帝而言，完美无缺地统治中国是至高无上的使命，无论行动还是信念都以此为出发点。统治中国则必须成为中国式的独裁君主。而且，独裁君主制的理论依据只有在汉文化中才能找到。于是雍正帝自身在四十五年的藩邸生活期间，积淀了深厚的汉文化底蕴。他把禅学等也当作汉文化的一种纳入了学习范围。作为汉人国家的独裁君主，为了君临天下，自己也必须是不落人后的中国传统的文化人。与之相反，西洋文化一向对政治没有什么补益。如基督教，他一方面承认基督教与所谓的邪教性质不同，另一方面又因为预料到将来的纷扰而将之禁止。如果说文化是一种力量，远离祖国的西洋文化，在当时终究无法与汉文化相匹敌。如大炮、火枪，在中国一经仿制，立刻转化为中国用于对抗西方的力量。西洋文化在向中国渗透后又经过百年时间，经历了产业革命的洗礼，成为在其他世界无法立即模仿的新锐文化后，再次逼近中国之时，才成为毫无悬念的胜利者。
雍正帝的独裁政治虽然形成于异民族的帝王之手，但达到了过去的汉人帝王也无法企及的高度。恐怕在独裁政治的范围内，能够达到如此发达的形式的确旷古烁今，更何况中国幅员如此辽阔。让独裁制产生、发达的正是中国的广阔，而同时嘲笑独裁政治无力的也是中国的广阔。甚至在雍正帝的独裁政治下，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政治力在广阔的领域面前显得很不彻底。
雍正七年秋，皇帝下达严令，让江南、江西二省总督范时绎缉捕大盗赵七。范时绎立即通报安徽巡抚魏廷珍、江西巡抚谢明，巡抚们继而写文书命令下级文武官吏四处奔走、寻找赵七，但最终甚至连赵七身在何处都无法得知。像这样的大盗联络广泛，收买官府的吏员，即使政府布下天罗地网，赵七照样可以远走高飞。雍正帝捶胸顿足，感到万分遗憾：
听闻［汝等地方上纵令此等大盗公行无忌］，长江之上不能安行，朕据所获情报，［书赵七名姓交发汝等］，又致令远飏，成何体统。缉捕盗贼理应秘密探知其行踪袭击住所，若是［遍行文书、传播风声，］只会令盗贼闻风逃遁。［将此相机密为之事委交汝等庸愚督抚即朕之误。］若李卫、田文镜不至如此糊涂。
赵七终究还是没有被捕获。即使拥有如此强大威力的独裁君主，无论如何也有无法触及社会各个角落的时候。
然而对雍正帝的独裁政治而言，其最强大的敌人不得不说是被要求去追捕大盗赵七而最终让他逃脱了的官僚机构。不管雍正帝多么激动和焦躁，许多官僚对此也只是冷眼旁观，甚至妄图加以批评，毕竟李卫和田文镜等人只是凤毛麟角。
归根结底，在雍正帝的理想中，官僚只不过是为了工作而被驱使的道具罢了。他们不能有文化生活，不能沉浸于文人的趣味中，最重要的是不能为了子孙后代积蓄财产。如此一来，特权阶级就不存在了。对雍正帝而言，特权阶级的存在本来就是不合理的，所谓特权仅指天子一人所拥有的独裁权，天子以外的万民只有完全平等的价值。因此他解放了地方上的贱民。山西省的乐户，浙江省的惰民、九姓渔户，安徽省的世仆等贱民阶级从此以后得到与良民毫无差别的待遇。下层人民的生活得到保证、治安得以维持的话，则清朝可以延续到子孙万代，相反则难保不久之后人民会爆发革命、颠覆清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