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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花园四周，索妮娅姨妈说，我们有尖桩篱栅，每年春天都要粉刷成白色。树木的根部每年也要涂上白色防虫。篱栅有一个小门可以出去，通向广场。每星期一吉卜赛女人会来。她们经常把上了油彩、轱辘巨大的大篷车停在那里，靠广场一边支起油布帐篷。漂亮的吉卜赛女人赤着脚挨家挨户走，她们到厨房用纸牌算命，清洁厕所，唱歌，为的是挣得几个戈比，也会趁你不注意，小偷小摸。她们从仆人入口朝尔尼克胡得——我跟你说过，在住宅一侧——来到我们家。
后门径直通向我们的厨房，厨房很大，比这套房子都大，厨房中央有张桌子和十六把椅子。有个带十二个大小不一搁架的厨灶，安有黄门的碗橱，以及大量的瓷器和水晶器皿。我记得我们有个长长的大盘子，你可以把一整条鱼用叶子包上放在里面，周围再放上米饭和胡萝卜。那只盘子怎么样了？天晓得！它也许正在装饰着某个胖农民的餐具柜。角落里有个看台，旁边放有带软垫的扶手椅和一张小桌子，那里总放有一杯香甜的水果茶。这是妈妈……你外祖母……的宝座，她会坐在那里，有时会手扶椅背站在那里，像站在船头的船长，向厨子、女佣以及任何走进厨房里的人发号施令。她的小看台安排得不仅能够鸟瞰厨房，还可以对左边一目了然，通过房门看到走廊，进而可以观察到通往所有房间的门，右边也可以通过小窗口看到侧面的餐厅和女佣的房间，卡西尼亚和她漂亮的女儿多拉就住在女佣的房间里。用这种方法，她可以从她的有利地形——我们都管那里叫作拿破仑山——来指挥她的整个战场。
有时，妈妈站在那里把鸡蛋打碎放进一个小盆里，让哈娅、范妮娅和我吞下生蛋黄，数量多得让我们生厌，因为那时有这样一种理论，说蛋黄可以预防各种疾病。也许是正确的。谁知道呢？实际上我们都很少生病。那时候没人听说过胆固醇。让范妮娅，你妈妈，吞下的蛋黄最多，因为她一直是最弱最苍白的孩子。
在我们三姐妹中，你妈妈受我们母亲的气最多。我们母亲是个说话尖声刺耳、有点军事化的女性，就像个军士。她从早到晚不住地啜饮水果茶，下达指示与命令。她有些吝啬的习惯令爸爸大光其火，她确实过于吝啬，但多数情况下爸爸只是提防她，不和她计较，这让我们很生气，因为我们站在他一边，因为他是正确的。妈妈经常用满是灰尘的布单把扶手椅和精制的家具盖上，这样一来，我们的客厅仿佛总是幽灵密布。妈妈连一丁点儿灰尘都非常害怕。她做过这样的噩梦：孩子们穿着脏兮兮的鞋子进来，走在她漂亮的扶手椅上。
妈妈把瓷器和水晶器皿藏起来，只有当我们邀请重要的客人或过新年、过逾越节时才全部拿出来，撤去客厅里沾满灰尘的布单。我们对此也深恶痛绝。你妈妈尤其痛恨虚伪：有时我们按照犹太教规准备食品，有时则不；有时我们去犹太会堂，有时则不；有时我们炫耀我们的财富，有时又把财富藏在白裹尸布下。范妮娅甚至比我们更支持爸爸，反抗妈妈的专横。我认为他，爸爸，也尤其喜欢范妮娅，然而我无法证明，他是个具有强烈公平意识的男人，从没有过任何偏袒。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像你外公这样如此憎恨伤害他人感情的人。即使是对恶棍，他也总是尽量不去伤害他们的感情。在犹太教里，使人苦恼甚至比令人流血更为糟糕，他是个从不伤人的人。从不。
妈妈用意第绪语和爸爸争论。多数情况下他们用俄语和意第绪语两种语言交谈，但是吵架时只用意第绪语。对我们这几个女儿，对爸爸的生意伙伴，对房客、女仆、厨子和马车夫，他们只讲俄语。他们和波兰官员讲波兰语。（在罗夫诺被波兰吞并后，新政权坚持让大家讲波兰语。）
在我们的塔勒布特学校，几乎只讲希伯来语。我们三个姐妹，在家里讲希伯来语和俄语。多数情况下讲希伯来语，于是父母听不懂我们的谈话。我们之间从来不讲意第绪语。我们不愿像妈妈那样，我们把意第绪语和她的抱怨、发号施令与争吵联系在一起。爸爸在磨坊里用额头上的汗水换来的所有利润，都被她勒索过来，花在聘请要价昂贵的裁缝为她置办奢华的服装上。但是她又非常吝啬，舍不得穿，她把衣服储存在衣橱里，多数情况下她身穿一件灰褐色的家常服在家里走来走去。每年只有两次装扮自己，如乘上皇家马车前去犹太会堂，或者参加某种慈善舞会，于是全城都会满怀羡慕地看着她；而她则冲我们咆哮，说我们正在让父亲倾家荡产。
范妮娅，你妈妈，想要在人们和自己说话时安安静静，合情合理，不要横遭呵斥。她喜欢解释，也喜欢听人解释。她无法忍受命令。即使在卧室里，她也有自己排列东西的独特方式……她是个爱整洁的姑娘……要是有人扰乱那种井然有序，她会非常心烦意乱。然而她保持沉默。有时甚至沉默得有些过分。我不记得她曾经提高嗓门，也从来不呵斥人，她总是以沉默回应，即便有些事情不该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