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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物与祸水
在男性中心的古代社会中，女性经常被视为财产之一种。既为财产，当然免不了占有、争夺、赠送等，常处于重新分配的过程中。许多历史现象都可以从这一角度去理解。
有权势者当然要占有更多的财产。《春秋公羊传》、《白虎通德论》之类的儒家典籍中都强调“诸侯一娶九女”。天子的女人还要更多，《礼记》上谈到天子六宫后妃，除皇后之外，还有“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这还根本未算上各种女官和大量宫女。皇宫中宫女之数达到几千几万的记载，史不绝书。达官贵人比起帝王或稍逊色，但姬妾成群也被视为天经地义。随着权势的兴替，财产也将发生转移。亡国之君，获罪之臣，他们的后妃姬妾乃至妻女就成为胜利者的战利品，即所谓“没为奴婢”，分配给胜利一方的君臣们去享用。其中比较出色的，或会被另眼相看，比如汉高祖从魏王豹那里抢了薄姬，曹操将袁绍的儿媳甄氏分给了曹丕（害得曹植去写《洛神赋》），陈后主的妹妹则成了杨素的宠姬。将敌方的妻女姬妾夺来自奉，一直是胜利者最大的快事之一。
在政治联姻中，那些“和番”的公主，或是下嫁功臣之子的公主，其实也可以看成一件政治性的贵重礼物。更何况在许多“和番”联姻中，公主虽被美言为“降”（下嫁）于某邦，其实只是自欺欺人，实质是在邻国的要挟下被迫献上女子，与献纳了贡品无异。所以王维要写“当令外国惧，不敢觅和亲”这样的诗句。当然更多的情况下是和平友好的赠送。在酒席上一高兴就将美貌歌姬送人的事，在唐宋时代堪称司空见惯——真是巧得很，这个成语就是因李司空在席上将歌姬送给诗人刘禹锡之事而来的。
财富的功能之一是供人向外界炫耀，以便自高身价而获得心理满足。炫示之物，下焉者不过金银珠宝，稍高则为古玩、名马、豪宅之类，最高者却是女人，主要是古时达官贵人的家妓。家妓是主人身份地位和财富的重要表征，如果她们年轻美丽、工歌善舞，就会给主人带来极大荣耀。此风在唐宋时尤甚。说宁王“贵盛”，只需举“宠妓数十人皆绝艺上色”这一款就够了；而“李司徒罢镇闲居，声妓豪华为当时第一”自是令人艳羡的佳话；在王维“狂夫富贵在青春，意气骄奢剧季伦，自怜碧玉亲教舞，不惜珊瑚持与人”的诗句中，表现富贵骄奢的第一项也是家妓；为什么被认为真正善写富贵的诗句不是“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而是“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道理也是一样。腰金枕玉与“不惜珊瑚持与人”都只是夸示物质财富而已，而更高层次的富贵要靠“绝艺上色”的歌妓们来显示，因为她们是真正的“文化财”。
美丽迷人的女子常被称为“尤物”，物者，物件也，财物也。而珍异之物并不是一般人都能保有和享用的，相反还会给持有者带来灾祸。中国古代的“红颜祸水”之论，正从此处来。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晋国的叔向之母，不许叔向娶申公巫臣与夏姬所生的女儿，就已首开此论。她说夏姬曾“杀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国、两卿”，因此其女虽美，也必为不祥之物。而且“夫钟美于是，将必以是大有败也”，夏、商、周三代的亡国，都是因君主迷恋女色所致。特别是，她已经使用了“尤物”一词：“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则必有祸。”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篇“红颜祸水论”。自此以后，“红颜祸水”成为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之一，远的如妲己之于殷纣王、褒娰之于周幽王，稍后如赵飞燕之于汉、武则天之于唐，杨玉环当然更是“典型”，再往后甚至陈圆圆也要归入此列。总之，曾经引起男性大人物倾心的美女，都可能成为“祸水”的候选人。
“尤物”尽管可爱而迷人，但除了大有“德义”之人，难以安然享用，这种观念在古代普遍流行。《莺莺传》中张生为自己对崔莺莺始乱终弃的负心之举辩护，说是“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予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竟被许为“善补过者”。《唐语林》记唐宣宗宠爱地方官进献的一名绝色歌妓，几天之内，“赐予盈积”，可是有一天早晨起来忽然不乐，说道：“明皇帝只一杨妃，天下至今未平，我岂敢忘？”将歌妓招来，对她说“应留汝不得”；左右侍臣建议遣还原地，宣宗说这样我还会想她，于是下令将歌妓毒死——女人终究只是财物。
性战之敌与炼丹之鼎
在中国古代方术家眼中看来，女性又可以是另一种角色。
在房中术理论中，男女之间的性交被视为战争；这种两性之战的胜负标准，更是大大出乎现代人的想象——谁先达到性高潮，谁就成为战败的一方。这是因为在房中术理论中，先达到性高潮的那一方，他（她）的“精气”就会被对方获得，从而导致损己利人的后果。所以房中术理论中有“采阴补阳”和“采阳补阴”之说。这种以采获对方“精气”为目的的性交又常被称为“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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